跨越“求知”的三重门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并以同样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人类的社会和生活。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曾以“新知文库”的名义,出版过一批译介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图书,给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带来极大的认知冲击。2006年,该社再次推出新版“新知文库”,从第一本《证据: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法医学案例》到近日出版的第一百本《来自中国的礼物:大熊猫与人类相遇的一百年》,依然备受读者推崇。

如果说旧版“新知文库”的热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启蒙时代”助推的结果,那么经历十余年的蛰伏,新版“知识文库”同样好卖,似乎昭示着中国人正在迎来新一轮的“求知革命”。

本报记者王昱

>>知识曾以无用著称,甚至以无用作为炫耀

说起知识,大多数人头脑中冒出的第一个成语经常是“学以致用”。然而讽刺的是,在最初,知识其实是以无用著称,甚至以无用作为炫耀的。

古希腊有个有名的段子,说大哲学家柏拉图开办学园,广召英才探讨知识。有一天,柏拉图在学园里遛弯,一个学生突然拦住了他:“老师,我在您这里呆了一阵子了,您能告诉我这里教的这些知识有啥用吗?”柏拉图闻言后严肃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唤来奴仆:“请拿一些钱给这位先生,然后让他走。”柏拉图平淡而厌倦地说,“因为,我实在想不出这里教的知识有啥用。”

后世很多人在解读这个段子时,都将柏拉图肉麻地吹捧为“不计得失的真理追求者”。其实他们都忽略了柏拉图说这话的场景:古希腊是一个奴隶社会,想问题不考虑有啥用是奴隶主的特权,而事事必先考虑实用则是平民和奴隶才有的思维。所以柏拉图说这段话其实是在做“高价值展示”:我跟你不同,我是奴隶主,我研究知识不需要考虑有啥用。穷鬼,拿点钱赶紧走吧。

“高价值展示”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在自然界中,像雄孔雀的漂亮尾巴、雄鸡的美丽鸡冠其实都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甚至是生存的累赘。而生物之所以长出这些累赘,是为了最高效地展示自己营养充足、身体健康,以便吓退敌手或追求爱侣。

人类作为一种生物,其实也有“高价值展示”的本能,只不过因为我们掌握了语言,不再需要鸡冠和尾巴,而可以靠嘴来说。在今天的中国酒桌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滔滔不绝地炫耀自己有多少房产或儿女如何争气。这其实就是在做“高价值展示”。只不过,人类做这种直白如动物的“高价值展示”,很容易给听者一种“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不如我”的不爽感。

怎样既能做好“高价值展示”,又避免冒犯他人呢?当然是谈一些有趣却无用的知识。柏拉图的学园,教给希腊贵族青年们的其实就是这种技能。而这一习惯在欧洲一直持续到17世纪,如果穿越回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沙龙,会发现那里的贵族们常探讨一些异常精深的哲学问题。他们的潜台词其实是:“这么没用的东西我都学了,我还差钱吗?”

类似的风潮其实也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看看三联书店当年出的旧版“新知文库”,你会发现它是以名家名作和大师传记为主,尤以哲学著作居多。这种现象在今天看来很奇怪,因为哲学书籍既没有什么阅读快感也没啥实用价值。但如果留意80年代的特殊环境,就不难理解——在计划经济尚未退场的当时,有知识有闲心看哲学书的文化人一般都有着稳定且较高收入。所以人们乐于读这些书籍来装点门面,在别人只知道康德这个名字时,猛然掏出一本《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伊曼努尔·康德著)足以达到震慑全场的效果。

>>专业化的知识虽能谋生,但枯燥乏味又庸俗

知识从贵族或精神贵族们的“高价值展示”用品,“堕落”为知识分子赖以谋生的饭碗,这是一件东西方最初都始料未及的事情。然而它最终还是发生了。

说起来,西方和东方其实都曾认识到知识实用化会带来价值,宋明理学强调“格物致知,学以致用”比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还要早上几百年。古代中国的知识实用化之路之所以没有像西方一样行得通,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将知识进行专业化分类。

日本人在翻译英文“science”时,非常神来之笔地将其翻译为“科学”。科学者,分科治学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面对浩渺的知识海洋,精力有限的人类只有对知识进行分类后,才有希望在一门学问上做精做专。反观古代中国,虽然也喊出了“学以致用”的口号,但知识还是被放在一起一锅乱炖,理学大家总是试图从竹子的生长结构里领悟做人的真谛,从农作物种植和畜牧管理中找到治国的启示。这样研究出来的东西,当然只配做更高级的心灵鸡汤,而无法助推文明走向现代。

专业化是知识为求实用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然而,当原本浑然天成的知识被人为分割肢解后,它就变得不再有趣了。因为人类思维的天性就是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于是,知识的面目变得庸俗甚至可憎起来。在阿卡德米学园里,柏拉图对学生可以摆出一副“爱智慧者来,不爱者闪开”的态度,但在18世纪最早普及义务教育的德国,上学则成为一种强制劳役,学生若经常旷课,不仅本人要接受类似军人的体罚,家长还要被罚款。这样被强灌的知识虽然对谋生有用,但除了谋生,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种专业化知识既枯燥又乏味。于是知识在十八世纪以后伴随着专业化进程从贵族沙龙中迅速退场,与此同时奢侈品品牌开始出现,贵族老爷、小姐宁可秀一秀自己的手表、提包,多跳跳舞,也不愿再谈那些谋生用的知识了。

类似的变革,在上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又重演了一遍。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在提到中国人80年代的“文艺复兴”后,总免不了抱怨一下其后的功利主义盛行和文化热退潮。其实,中国人对知识的态度急速转变有另一种解读方法: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专业的知识变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于是人们纷纷转而追求专业化知识。90年代后在中国把握社会主导权的中青年人群都经历过惨烈的应试教育搏杀,在学生时代被硬灌了许多专业却无用的知识,所以在掌握话题主导权后自然不愿多谈那些他们已经产生排异反应的高度专业化知识。于是看闲书求新知这个选项被多数人的业余生活所摒弃。三联的“新知文库”在这一时期陷入沉寂是理所当然的。

>>新知之新在于打通了各种专业知识之间的“任督二脉”

然而,在作为奢侈品和专业饭碗之外,求知有一个更高层的目的一直只被少数人所察觉:专业之外更多的知识,其实可以丰富你的生活纬度,让你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可谓在专业化知识上走到头的人,他在知识专业化上创造了一项纪录——其所研究的东西不仅普通人听不懂,同时代的同行甚至也听得云里雾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怪老头”,当被问及死亡意味着什么时,却回答说“死亡意味着我不能再听莫扎特的曲子了”。

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回答有关生命终极意义的问题时却谈了音乐,其实不难理解。在被专业化所肢解之前,知识原本就是一个有趣的整体。拿数理与乐理来说,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起一直到中世纪之前,原本就是同一种东西。同时在这两种知识上达到一定修为的人,在物理和音乐研究中所能体会到的思维乐趣,必然远远大于一个纯粹物理学者和一个音乐家的简单加和。所以爱因斯坦在边听莫扎特边思考物理问题时,一定得到了无上的快感。这就是将知识融会贯通的魅力所在。

也许正是为了追求这一目的,最近三四十年里,西方学者开始热衷于写这样一类书籍:它们力求打破各种知识之间的壁垒,让读者体会融会贯通的快感。而三联在重新推出“新知文库”后,着重对这股热潮所诞生的“通识”类书籍进行了译介。其在2006年出版的新版第一本书,名为《证据: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法医学案例》,法医学原本几乎是离我们生活最远,甚至多数人因为避讳都不愿谈及的学科。然而,在添加了历史学、政治学甚至悬疑推理等其他知识的佐料后,这本书却被作者写得十分引人入胜。

类似的书籍还有不少,比如《查理曼大帝的桌布:一部开胃的宴会史》,主讲的似乎是烹饪,却又融合了历史、动植物学、民俗学等要素；《颜色的故事:调色板的自然史》则在绘画、化学和技术史等学科中徜徉,得以跳出简单的艺术品评,从用色角度对画作进行不同的解读；《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则从心理学谈到社会学和政治学；《阿司匹林传奇》的作者则显然兼具药物学、医学和历史学的知识,因此才有底气从古埃及治疗疾病的最初手段开始谈起,一直写到医学进入21世纪,将一颗看似不起眼的小药丸的故事讲得妙趣横生。

这些打着“新知”旗号的书籍,共同特点是在其主打的专业上也许未必有多精深,但由于横跨多个学科、徜徉在知识海洋中,它们得以见人所未见,给读者带来融会贯通、恍然大悟的阅读快感。所以,新知之新,其实新在打通了各种专业知识之间的“任督二脉”。

知识,在古典时代曾经是一种贵族才配享有的、有趣又值得炫耀的奢侈品。然而在近代的科学专业化进程中,知识被肢解、割裂,变得有用却无趣了。如今,有着更多闲暇时光的现代人正在试图将这些散碎的知识重新拼贴组合起来,拼装成一副美丽的知识图景。这其实是正在发生的“新知革命”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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