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包产到户干杯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最近我到距舒城县城不远的农村姨侄家作客，闲谈中讲到当年包产到户的事。他记忆犹新地说：“包产到户真好，一年就见成效；过年亲友互相敬酒，都为包产到户干杯。 ”

邓小平设计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先做起的。用改革的方法，来冲破多年束缚农民手脚的一整套“左”的条条框框，充分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有关农业论述贯穿在29篇著作之中，非常全面、非常精辟。他在《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一文中说：“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有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上。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7页）

1977年，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在农村大刀阔斧地进行拨乱反正。是年11月在进行大量农村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其精神实质都是反“左”破“左”。刚刚恢复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对安徽省委的《规定》给予热情地肯定，在出访巴基斯坦的途中路经四川时，还向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做了推荐。

邓小平在1980年5月30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这篇划时代的文献中，明确、深刻地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起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都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的那个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15页）

肥西县当时隶属六安地区。中共六安地委坚决执行邓小平指示和省委《规定》，积极推广肥西包产到户的经验。不久，省委将肥西县委书记李尚德调任六安行署专员，以荣升来嘉奖这位包产到户的带头人。

邓小平的智慧迎合了农民内心的渴望，心心相印碰撞出美丽的火花，闪电般地燎原到皖西大地。农民们从长期耐心等待中看到了希望，从贫困中开始朦胧地遐想美好生活的愿景。

舒城县位于江淮之间，巢湖西滨，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人多地少，精耕细作，是久负盛名的鱼米之乡，在江淮之间粮食单产是较早地达到《农业发展纲要》县、区之一，在六安地区推广双季稻最早、面积最大，粮食单产最高。因受人民公社化制度束缚，农民积极性不高，粮食总产老是在6亿市斤左右徘徊，每年除完成国家分配的7300万市斤统购任务外，剩下的人均包括种籽在内才500多市斤。周而复始，粮食总产很难突破7亿市斤封锁线。

1980年9月，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央和省、地委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问题的指示，决定先搞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向面上推广。由于片面地接受1961年推行“责任田”后来受到批判的教训，推行迟缓，较邻县慢了一步。 1981年仅有五显人民公社部分生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它地方的一些生产队实行田亩、产量落实到户，各户向生产队和国家缴纳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农业税、水费和出售统购粮油。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至1982年春全县57个人民公社、487个生产大队、9108个生产队才全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农户210513户，承包土地670874亩。承包的土地产权：原属人民公社的仍归集体所有；原属国营的仍归全民所有。随着承包的人口变动（死亡、招工、嫁娶、迁入、迁出），承包土地面积也有所增减，多数生产队是一定三年不变。原生产队耕牛、大型农具等集体财产，民主讨论合情处理。承包户所生产的粮食、油料及其它农副产品为各户自得，取消统一分配制度。承包户每年按时缴纳农业税、水费、管理费、集体提留和国家统购、派购的物资。

据《舒城县志》（1993年版）记载：1982年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3年，全县生产粮食186898万市斤，年均62299万市斤；后3年（含1982年），全县生产粮食210854万市斤，年均70284万市斤，平均每年增产7985万市斤，增长12.8%。

上述增产数字是可靠的，从《舒城粮食志》（1988年版）记载的收购粮食数字中得到证实：1982年前3年，全县收购统购和超购粮食 40858万市斤，平均每年13619万市斤；后3年（含1982年），全县收购统购和超购粮食52372万市斤，平均每年17457万市斤，增长12.8%。这与粮食增产虽是巧合，但不能不使人联想：当时舒城县6亿市斤粮食略有节余，再增产对国家就能多做贡献。

多入库的粮食，是不是跨县界收购的呢？不是。在计划经济年代，为方便售粮群众，统购粮可跨县界出售，但以售粮票据统计，帐面上划转，是哪个县售的粮，抵哪个县的统购任务。超购粮因与化肥、农药和农用柴油、农用电挂勾，也很少到县外出售；况且，粮、油是独家经营，为确保农民的切身利益和粮、油市场的稳定，管理部门严禁压价限购和抬价抢购。

粮食总量增加，是不是扩大了粮食播种面积、缩小了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也不是。以舒城主要经济作物油菜籽为例：1982年前3年，全县播种面积为394902亩，平均每年131630亩；后3年（含1982年），播种面积为570380亩，平均每年190126亩，扩大44.4%。随之而来的粮食部门收购的油脂（当时国家是以油料折合油脂下达统购任务的）也显著增加：1982年前3年，全县收购油脂196172市斤，后3年（含1982年）收购280622市斤，增长43%。

40年来的改革开放，理论往往走在实践之前，但任何理论，是否正确，能否持续，都要接受民心检验。可以想像：如果改革开放不是先从农村做起，农村这一块哪能首先稳定？如果不是破“左”、为农民松绑，农民体内的热能怎能释放？本文引用的数字仅是舒城县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头3年的成果，但足以说明改革开放的现实效应和历史效应。难怪当时农民就为包产到户干杯。如今，农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更有理由为农村改革喝彩，为农村改革欢呼：改革开放万岁，万万岁！

（本文作者系舒城县政协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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