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苏洵苏轼苏辙与传统法治文化高峰论坛在眉山市举行。此次论坛以“苏洵苏轼苏辙与传统法治文化”为主题开展研讨交流,旨在坚定文化自信,汲取“三苏”德治、法治、自治精神营养,弘扬和传承“三苏”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推动市域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三苏”的法治智慧力量。
□本报记者 李幸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不仅传为文坛佳话,更闪耀思想的光芒,历千年而弥新。尤其是“三苏”的法治思想,无论是“法须合礼顺情”,还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法行而势立”,无不启示今人。
作为“三苏”故里,今之眉山传承先贤精神,始终厉行法治、推进依法治市,不少眉山原创、眉山首倡享誉全国全省,探索出矛盾纠纷大调解、“诉非衔接”改革等眉山经验,跻身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市,先后荣获“中国法治政府”提名奖、全国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先进单位、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一直以来,眉山都不遗余力地保护“三苏”文化,除了每年都举办的寿苏会、清明祭祀、端午沙龙、中秋沙龙外,还举办了第八届东坡文化节、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等重要活动,保护、传承和弘扬“三苏”文化。在“三苏”法治思想研讨与弘扬上,眉山市也多次举办活动和研讨会。今年4月,苏洵苏轼苏辙与传统法治文化高峰论坛还面向海内外学者公开征文。
论坛大会上,部分法学专家学者围绕主题进行了主旨演讲,部分主题征文获奖作者代表作了交流发言。
“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苏轼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苏轼的人生态度,第二是苏轼对民生苦难的理解,第三是苏轼的司法智慧。”中国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景良将苏轼的法学贡献置于他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下来审视,以《苏轼法学贡献对现代法治的启示》为题,从苏轼的生平经历来探究,以苏轼的判案案例来分析,提炼出苏轼“重法而不拘泥于法”的司法智慧。
“我们一般认为依法办事、尊重法律就是要严守法条,但严守并不意味着‘泥守’。‘泥守’法条会带来明显的司法不公,引起判决效果的负面效应。在一定的条件和前提下,我们可以试着变通法律,这是苏轼的司法智慧。”陈景良教授说。
“苏东坡担任钱塘太守时,有百姓因债务纠纷前来诉讼,说卖扇子的人欠了自己很多钱,但卖扇人因为天冷扇子卖不掉,钱还不上。苏东坡便在卖扇人的扇子上写字作画,然后拿去卖,结果一抢而空,这个债务纠纷就解决了……我想通过这个案子给大家说的是,‘德治’‘和为贵’这样的理念在苏轼的身上体现了出来,他不完全按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来解决,而是用他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让双方债务关系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柴荣说。
在他看来,调解是中国古代官吏经常运用来化解民间纠纷的方法,“三苏”在司法实践当中对调解的方法运用尤为到位,而900多年前,“三苏”的法治思想恰好与眉山近年来创新的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不谋而合。
“眉山市近年来坚持‘调为上’‘调为先’工作理念,创新构建了由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信访群众疏导和社会组织调解‘五位一体’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工作体系,2020年眉山中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入选全国百强(法院),这也为我们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探索的范例。”柴荣说。
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肖洪泳以《三苏地方治理思想及实践与现代社会治理》为题,从地方治理的形势根据、主导力量、手段凭借三个层面梳理了“三苏”的地方治理思想。
肖洪泳认为,“三苏”父子在多个地方为官,总结出了很多地方治理的优秀经验,完全可以给现代社会治理提供历史借鉴。现代社会治理除了需要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以外,还要因地制宜,用法治的手段辅以道德建设,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
这次高峰论坛也让参加者收获满满。“‘三苏’的法治思想博大精深,涉及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的内容。在此之前,我没有接触过苏轼的法治思想,现在我对苏轼的执法思想有了一定认识和了解,非常感谢这次论坛。接下来,我打算对苏轼的行政法思想进行研究并形成论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律史博士阮致远说。
“其实‘三苏’法治思想的研究目前是比较薄弱的,但我们到‘三苏’故里,体会到这里浓浓的人文情怀的时候,就会发现‘三苏是真正的法家’。”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张生表示,“‘三苏’法律思想的研究是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时代的使命。通过这次会议,我相信大家能对‘三苏’法治思想有一个认识,研讨出契合于时代与地方法律建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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