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在读研究生)
幸晓峰,1951年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化艺术史、音乐考古学、四川艺术史。
2004年,在三星堆库房看到成大小排列的铜铃时,有着敏感音乐禀赋的两位学者,窃窃私语。四川音乐学院王其书教授说:“广汉好像出土过大小不一的石璧,会不会是乐器呢?”“有可能,扳体打击乐器的标准形制,就是圆形扁体石板。”幸晓峰老师一边思索一边回答。
因为这次对话,一群人踏上了在出土文物中寻觅古蜀音乐载体并考察其音乐性能的道路。十年后,《中国玉石璧音乐性能研究》的正式出版,揭示了三千年前古蜀人举行祭礼乐舞的奥秘,或许其中还蕴藏着更为深刻的发现:距今数千年前,中华民族就实现了“同律度量衡”标准化的伟大创举。
玉石璧是玉器的一种,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而“成组玉石璧”具有两个特点,首先它们出土于统一墓葬或土坑,有序或者可以有序排列,其次就是通过音乐声学测量已构成音列或音阶。
缘起:为一个假设,小心求证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幸晓峰老师,小时候便表现出非常的音乐天赋,自幼学习小提琴,16岁当上了驻川某部队文艺兵改学扬琴,退伍参加工作后作为执行副主编主持编撰了我国第一部音乐考古学著作《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
2004年,发生前文所述的那个场景之后,幸晓峰老师就一直和王其书教授探讨着石璧作为乐器的可能性。但提出假设是一回事儿,证实假设则是另外一回事儿。“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学术圈一直尊崇的规则。和王其书的探讨深深打动了幸晓峰,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她查阅了无数古代文献资料,更加证实了他们的想法。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幸晓峰填写了立项申请书,向文化部正式申请这一课题的立项。经过层层审批,专家讨论,这一项目终于获得批准,但伴随审批书的还有四个醒目的大字:自筹经费。没有经费,就意味着这个课题必须在拿不到任何资金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研究,好在学术界从来不缺乏“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耕读者们。
不久,又一位音乐奇才加入了研究行列,他就是现任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科技系主任韩宝强教授,我国现代音乐声学和律学研究专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先后在国内获得作曲系学士和律学硕士学位,又在南京大学物理系、德国和美国攻读音乐声学和计算机音乐博士学位,并作高级访问学者。回国后将教学和科研工作结合在一起,取得多项开创性成果。当他看到玉璧图片,听到敲击玉璧的录音后,毫不犹豫地参加到研究中来。他作为课题组的首席专家,在技术上严格把关,并慷慨地向课题组提供了自己团队研制开发的国际通用标准电子声学测量软件和辅助技术。有了现代科技的技术支持,幸晓峰信心满满地开始了这一场艰难的跋涉。
在听取了课题组的报告和计划以后,成都博物院对课题组提供了大力支持,将金沙遗址出土的12件保存完好的石璧取出进行现场测音。那一天,幸晓峰和王其书老师,以及他们唯一能够调动的学生一起来到金沙遗址库房,激动而又忐忑地看着工作人员将石璧一件一件的、护送进来。戴手套,悬挂石璧,取出事先订制的小红木锤,打开录入设备,当小木槌敲击璧面的那一刻,沉寂三千多年的石璧再次发出了悦耳的音高,电脑上清楚地显示出乐音规整的频谱图。是的,成组石璧具有良好的音乐性能!没有欢呼,没有雀跃,有的只是更加充满信心的细致工作和无限的希望。
“第一步测试成功了!”幸晓峰在医院里一面输液,一面打电话给成都博物院院长王毅,王院长和成都博物院对这个项目给予了大量的支持。之后,他们一起两次前往盐亭县,对麻央乡一个土坑中出土的10件组合璧,作音乐声学测量,排列出五声音阶;三星堆真武仓包包出土的11件组合璧,排列出七声音阶。就是这三十余件成组石璧,将在未来给学术界带来巨大的震动,因为这些商周之际的石璧,一旦具有规则的音阶,将证明在三千多年前的巴蜀大地不仅已经具有系统的礼制,而且有了已经完善并付诸实践的乐制。那将证明,“礼乐之邦”的古老称谓,在商周之际便已名副其实。
挫折:突如其来的尖锐批判
科研工作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然而,质疑之声也接踵而至。
在第一次邀请北京专家及四川省考古学界参加的研讨会上,当测音成果公布时,专家学者们提出了课题组没有预料到的各种尖锐质疑。一位来自北京的专家毫不客气地指出,光有测音数据,完全不可能说明任何问题,经验主义在考古学研究上毫无意义,更遑论用现代的音乐理论去解释先秦时期的乐制现象;幸晓峰的老师———北京某著名大学的教授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评:“晓峰,你是怎么搞的?你知道全国出土了多少石璧吗?你知道这里面又有多少成组出土的石璧吗?你们有没有去搞清楚全国的石璧分布?有没有去把这些石璧都做过声学分析?有没有进行过对比?这些工作你们一个都没有做,怎么能够说明玉石璧的音乐性能?你这个课题到现在连十分之一的工作都还没做到,我看开这个什么研讨会,是操之过急了!”
当天晚上,幸晓峰彻夜无眠:为什么明明白白的测音数据频谱图,显示出单件石璧音高清晰,基音纯净,成组玉石璧已经明确排列出了音阶,却不能够说明成组玉石璧具有良好音乐性呢?为什么玉石璧上清晰的琢磨痕迹不能够证明是人为加工留下的呢?为什么提出新的学术观点不能够得支持呢?是不是应该放弃呢?
王其书教授也有些失落。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林向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是最早支持这项科研工作的老专家,这时也不无担心,他们最担心的是这么一个创新型的课题会就此放弃。他们建议扩大调查范围,去全国其他考古遗址调研,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但是,无论是反对还是支持的专家们,他们都不清楚这么一个由国家部委批准的课题,竟无一分钱的经费支持。而要到全国去进行大范围的考察,除了经费还需要各级文管部门的通力配合,对于只有学术背景的两位老师而言,这是何等的困难。
坚持:自费两万元出川再调查
冷静下来后,课题组成员们将会议录音拿出来一遍遍地听,一字字地记录每一个专家的发言。这些当时听来刺耳的声音,此刻却变成了动听的乐曲。虽然每一个意见实施起来都是困难的,但是每一条建议又是中肯而正确的。再经过一番讨论后,课题组一致认为,这样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课题不能就此放弃,幸晓峰老师决定自己拿出两万元解决交通工具和其他费用,先后赴江苏、浙江、陕西、青海、甘肃等地,对十个集中出土玉石璧的考古遗址作综合调查,测量了139件璧,提出了“成组玉石璧”概念,找到了经考古工作队科学发掘出土成组玉石璧的例证,确认了出土埋藏时与音阶组合相关联的排列规律,精心制作出每一件器物的频谱图,这些图示,就像给玉石璧测量后的心电图,科学严谨地证明了“成组玉石璧具有良好音乐性能”这一最初的假设。
当数据采集工作完成之后,这一次幸晓峰老师吸取了急功近利的教训,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了解内容和性质相同的课题。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际音乐考古学创始人三人之一,美国学者Fritz A.Kunttner曾在其学术著作《The Archaeol-ogy of music in Ancient China》中提出了中国早期玉璧具有“比较明确的音乐方面的意义”“璧与东周时期青铜乐钟的特征等一致的”,得到我国最早从事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现年已92岁的李纯一先生的支持。于是幸晓峰带着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拜访了李先生。
李纯一先生仔细认真地聆听了幸晓峰的汇报,他非常欣慰我国有学者开始这项研究,特别叮咛要研究成组玉石璧的律学特征。在得到了李纯一先生的支持后,幸老师又请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亲自为前期研究做了鉴定。在李老的鼓励下,课题组发表了第一篇专题研究论文。幸晓峰至今仍记得在谈起课题一旦失败时李老的教诲:“做课题不要怕失败。做学问不是开超市贴标签,不能写错。研究工作是客观、严谨的求证过程,不存在对错之分,即使结论是否定的,也有价值,避免他人走重复的路。”
2007年,课题组在青海省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赵朝洪、王时麟先生不期而遇,得到两位先生指导和鼓励,并用实物现场分析了璧的材质和形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史学专家宋镇豪先生,也从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结合的角度,给予了课题组多方面的指导,特别提醒注意对商周时期礼乐制度的演化,以及在中华礼乐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如何确定成组玉石璧的作用……诸多专家学者们的鼓励,不断激励着幸晓峰和课题组,也是因为他们的帮助,使课题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随着课题组严谨辛劳的工作进展,原来一些持谨慎态度的专家也出现了转变,逐渐开始支持研究工作。2010年,前期课题通过鉴定,获评良好。随后课题组不但获得批准成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而且得到了一笔正式经费继续深入研究。
2013年底,经过近十年的研究,历经挫折之后,音乐考古学著作《中国玉石璧音乐性能研究》一书终于得以出版。它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对玉石璧音乐性能开展系统研究的空白,对整个考古界来说,意义重大。
接下来,幸晓峰将开展关于玉石璧新功能的研究,即成组玉石璧可以作为自虞舜时期至周代“同律度量衡”改革标准用器,“如果研究成功,可以说明中国很可能是最早通过律学标准来制定度量衡表标准的国家。”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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