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武汉城管官方力荐的纪录片 颠覆城管与摊贩强弱的刻板认识

就在陈为军导演接受澎湃新闻专访的当天，8月25日，四川阆中发生的一则城管执法人员与商户产生肢体冲突的事件被媒体曝光，引发舆论强烈关注。

媒体报道称，阆中城管方面一开始认为涉事商铺属于占道经营，他们在正常执法。此后，随着事件热度在网上发酵，官方又公开发布通报表示，在执法过程中，个别执法人员语气生硬、现场处置欠妥，已对涉事人员暂停执行职务。

事实上，这不过是我国诸多城管与商贩冲突事件中的一个小小案例。

《生门》《好死不如赖活着》《请为我投票》等高分纪录片的导演陈为军，把他最新的作品镜头就对准了城管和摆地摊的商贩。而故事的发生地，仍然是他最为熟悉的湖北武汉。

《城市梦》剧照。 本文图均为制片方供图

8月28日，陈为军导演新作《城市梦》在国内公映。该片聚焦了来自河南农村的王天成一家，他们靠着在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上摆水果摊逐渐在城市中扎根，直到这条街道按照城市规划需要彻底清理所有沿街摊贩，王天成一家和洪山区城管的矛盾开始升级，一场“生存保卫战”就此展开。

就在公映当天，该片拍摄对象之一——武汉城管通过其官方微信公众号荐片，认为这是“中国首部真实反映城管的纪录片”，并表示，“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代表着底层人民生活样态的摊贩群像；另一方面，我们还能看到突破刻板印象的城管形象。”

尽管排片不多，但对陈为军来说，能够完成拍摄、制作到拿到“龙标”公映的整个过程已经实属不易。据了解，《城市梦》拍摄于2014年的武汉，拍摄期长达一年，但当时陈为军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看着总共600多个小时的素材，他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完成后期制作工作。

在合作伙伴的鼓励下，陈为军用了近三年时间剪完全片，审片又用了两年，《城市梦》也是他将近20年纪录片生涯的收官之作。

该片小心触碰并希望去探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疑难杂症”——城市管理问题。一方面，农村人想要到城里谋生，去寻求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却在占道经营中给城市管理带来挑战；另一方面，各个城市的城管部门作为基层行政执法机构，在揽下众多城市管理中矛盾重重的任务后，却并没有太多实权让他们顺顺利利化解矛盾。

王天成撕掉执法通知单

“城管与王天成这样的商贩之间当然有强弱关系，但是一种错位的强弱。”陈为军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像王天成这种从农村到城市谋生的小商贩在社会上是弱者，城管和商贩之间，人们往往觉得是“鸡蛋碰石头”的关系，自然会同情“鸡蛋”，但城管在整个行政体系里又是最弱的一个机构，是“没有牙齿的老虎”。

错位的强弱造成了影片中愈演愈烈的冲突，直到在镜头中看到王天成掌掴城管队员，众多城管又头戴钢盔、手拿盾牌将70岁的王天成团团围住，最终只是为了丈量一下他违法占道的面积。

纪录片中一名城管执法人员如此感慨道，“他（王天成）是生活里的弱者，我们是工作中的弱者。”

那么，该片拍摄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公众对城管的“刻板印象”吗？陈为军显然希望个案的背后有更加深刻的表达。他告诉澎湃新闻，一部好的纪录片是从小处着眼讲一个故事，但解决一个个体问题，并不是他的纪录片要表达的。

“这些人（王天成们）不应该成为城市的过客，中国城市化发展几十年，如果没有农民工撇家立业，去盖高楼，当建筑工，哪来这么光鲜亮丽的城市景观呢？在工厂流水线上，如果不是他们加班加点工作，哪来现在制造业大国的说法？他们来追求自己的城市梦想，他们已经做了他们该做的，现在该到了给他们正名的时候了。”

陈为军说，“他们不应该一直生活在城市梦里，要让他们醒过来以后发现，“我是城市居民，我被城市接纳了”。”

《城市梦》导演陈为军

以下是对陈为军的专访：

“敢不敢做城管这个题材”

澎湃新闻：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了把镜头和故事对准城管与商贩？

陈为军：这是五六年之前的事情了，当时有一次在北京和戴年文（《城市梦》制片人）还有广电总局的一个领导见面，当时领导就说要讲一个中国故事的话，敢不敢做城管这个题材。既然领导有这样开放的心态，想做这个片子，制片方又可以提供支持，我就觉得这是可以做的一件事。

过去大家只要一想到城管，无论是国内的媒体，还是海外的媒体都把城管当作是中国行政系统里面最招人恨的一个部门。为什么大家对城管的态度都是这样的？我坚决不相信政府部门设立城管这个机构是为了激化社会矛盾，任何一个政府都是希望把社会管理得比较和谐。

另外，其实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这么短的一二十年的时间内实现。在这个过程里，要讲述一个现代中国的故事，就要抓住城乡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农民进城之后的矛盾。

城管是代表政府一方，管理城市的一方，寻求法治和秩序的一方。农民到城市里来，想满足自己的城市梦、生活梦，他们在城市里遇到什么，城市是如何接纳他们的？如果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了，我觉得基本就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主要的变化。

王天成（左）与城管队长

澎湃新闻：在取材、沟通，包括与王天成一家、与武汉城管的对接沟通，以及拍摄、剪辑、成片，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陈为军：每部纪录片最难的还是和拍摄对象之间的分寸问题。王天成是一个从农村到城市里去谋生的人，没有任何人告诉他离开了一个农民社会到城市里到底应该怎么谋生，怎么与人打交道，他的内心实际上非常敏感。

在拍的过程里，我就跟王天成说想拍他跟城管之间的故事，他一开始是拒绝的。直到后来，他发现城管对他的态度稍微有些改善，他认为是因为有我们在拍的缘故，所以可以让我们继续拍。当城管对他的摊位加大整治力度的时候，他又认为，就是因为我们在拍他，让他成了“出头鸟”，这时他就不让拍了。

我相信有的观众可能认为，就是因为我们去拍了，王天成才和城管发生激烈的冲突。其实不是，进入拍摄之前，他跟城管已经斗争了十几年，烈度远远超过我们拍摄期间。他的儿媳妇之前有一次和城管冲突起来，用椅子把城管的头都打破了。如果他们原来在生活里没有发生过这样烈度的争斗的话，对于有台摄像机在拍的时候，他不会也不敢去做出非常冲动的行为。摄像机就是一台摄像机而已，并不能给他的生活带来更大的保护，也不会为他的行为背书。

纪录片中，王天成与城管发生冲突。

城管与摊贩间错位的强弱

澎湃新闻：你是怎么看待城管与商贩之间的关系的？他们之间是否是“猫鼠游戏”，是否有明显的强弱关系？

陈为军：当然有强弱关系，但这个强弱是错位的强弱。王天成这样的商贩在社会上就是弱者，他们想过更好的生活，到城里去谋生，但他们既没钱，也没什么技术，成为城市中生活在底层的群体。他和城管之间就是“鸡蛋碰石头”，因此很多人会选择站在“鸡蛋”这一边，同情弱者。

然而，城管在整个行政体系里又是最弱的一个机构。城管跟警察相比，警察是执法主体，他手中有刑法和治安条例，没有谁会轻易和警察发生强烈的冲突，但是城管就不同了。《城市梦》里也展现了，每次王天成都把城管给他开的整改通知单撕了，那个单子并不是处罚决定书，只是起到“温馨提示”的作用，就是告诉王天成，他在鲁磨路摆摊不对。

为什么他可以拒绝甚至撕掉城管开的单子呢？就是因为城管是“没有牙齿的老虎”。对于王天成这样的商贩来说，他每天需要摆摊，他需要吃饭，营业额就是他的口粮，有人来抢他饭碗的时候，他就要试探对方的底线。慢慢的他就发现，城管没有什么强制手段，冲突也就慢慢产生。

就像片中一名城管说的，王天成是生活里的弱者，城管是工作中的弱者。当中国的城市化慢慢加速以后，突然从农村涌来大量人口，开始打破了城市里的一些规矩，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和正常运营的时候，政府就建立了城管这么一支队伍。城管不仅要面对摊贩和现代城市运行之间的矛盾，还要管拆迁，最终导致弱者不弱，强者不强，形成完全错位的强弱关系。

澎湃新闻：你希望扭转受众对城管的印象吗？

陈为军：过去在国内，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网上，对城管都有一些误解。以前我家旁边有所小学，门口有一些炸火腿肠、卖小吃的小摊贩，小孩放学后就喜欢买来吃。有一次城管正在执法，把油锅、小推车没收了，那时有小贩和城管打起来，要用热油泼城管，周围的家长就骂城管，但是城管是有口难辩的。其中有个城管就跟周围支持小贩的人说，是孩子的家长投诉到城管委，家长一投诉，城管就必须要来处理。这个执法过程中，如果小贩把热油泼到城管身上，有的城管年轻气盛就和小贩动起手，那大家就不再会去关注为什么城管非要把他们赶走，只会关注城管把人打伤了。

王天成河南老家的房子

“城市梦”不应只是一场梦

澎湃新闻：你希望通过记录片的拍摄找出答案吗？比如，王天成一家和城管都得到自己化解矛盾的答案，给他们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带去一些影响？

陈为军：一部纪录片是从小处着眼讲一个故事，但解决个体问题并不是我要表达的，观众可能会关注王天成一家以后生活如何，武汉的这支城管队伍之后的工作是怎么做的。个案虽然是我讲故事的主题，但我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我们正好生活在城市化大变革的时间段里，过去我们对待进城务工人员，有些把他们当作城市的过客，他们不应只是过客，他们的城市梦醒来以后，应该成为城市人。

这个片子中，最后城管跟王天成一家达成的最大共识就是，大家在望向未来解决问题时发现，萍萍（王天成孙女）心理上已经是城市人了，王天成和他儿子或许还可以回农村去种田，但到了他们的第三代的时候，萍萍就是武汉人，她从小在城市里长大，已经成为一个普通的城市女孩，她再回到农村是没有朋友的。

我们的社会如何去面对后城市化的现状？中国城市化几十年，如果没有农民工撇家立业，去盖高楼大厦，当建筑工，哪来这么光鲜亮丽的城市景观呢？工厂的流水线上要不是他们加班加点，哪来现在制造业大国的说法？他们来追求城市梦想，他们已经做了他们该做的，现在无论是政府也好，还是其他群体也好，该到了给他们正名的时候了。对很多农民工来说，他们的城市梦不是到城里来辛辛苦苦打拼，就为了做一场梦而已，我希望他们的梦早点醒来后变成现实，让他们醒来发现，“我是城市居民，我被城市接纳了”，这是我最想表达的。

王天成儿子、儿媳妇和孙女一家在城市里的住所。

“武汉是非常包容的城市”

澎湃新闻：你有不少纪录片的故事都是在武汉发生，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今年武汉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疫情也影响了这座城市的应急、医疗、管理等方方面面，你心中的武汉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陈为军：我在武汉生活了几十年，我一直觉得武汉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影片里面也可以看到王天成发自肺腑的话，他也认为武汉是个非常包容的城市，他不想离开武汉。武汉历史上就是码头文化，码头就是一个你来我往的地方，大家凭实力吃饭，互相之间没有太多的歧视。

澎湃新闻：无论是《生门》、《好死不如赖活着》，还是此次上映的《城市梦》，生存的权利都被你的纪录片反复诉说着，你认为个体在大环境和时代背景下，生存的矛盾究竟体现在哪里？

陈为军：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正过上很体面的生活，有车有房，其实很短，才二十年不到的时间，在此之前，中国人处在“弄饭吃”的阶段。过去形容找工作，从来不会说我喜欢从事哪个职业， 而是说“找一个饭碗”，不同职业的区别就是看是不是“铁饭碗”。要想讲述中国故事，生存权是绕不开的话题。现在在中国几乎没有人吃不到饭了，生存权问题也就变成能不能生存更好的问题。不论是白领也好，还是企业高管也好，有些人可能会感到焦虑。从另一个角度看，生存权如今已经变成了生活压力、焦灼感的问题。(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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