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剿四川是是非非 湖广人填四川前前后后（三）

弄清了古代的计数知识，就知道《明史》中说张献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并不“拙劣而荒唐”。明末清初史籍中使用“十进制”，“六万万”的意思，其实就是六十万。

再回头看上文毛奇龄《后鉴录》中的“草杀”，意思就是除草务尽似的“挨户剿杀”。

《后鉴录》记载，张献忠自清顺治三年（丙戌年）正月初一（1646年2月16日）至五月，各路人马征剿后回来报功，“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

后一个“万”字，是古文中很常见的“衍文”（笔者：衍文，校勘学术语。古书抄勘中误增的字；如《墨子·备战门》令吏民皆智知之。智知同义，知字为衍文。《吕氏春秋·安死》此言不知邻类也。邻类形近，邻字为衍文）。

中国古文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常识：“衍文”，即因缮写、刻版、排版差错或因习惯用法而多出来的字或句。上面这句话意思是，按“十进制”，千以上就属“万”的范畴了，实际意思其实就是“五千九百八十八”人。

中国书籍中成百上千、成千累万、成千上万……这些常用语很多，上文句末“万”字就是“成千上万”之意。去阅读各种古籍，用汉字“合文”而句末有类似这样“衍文”表述的不少。人们至今常说的“千万不要”，意思是“一千次一万次”不要，而并不是真正数学意义的“一千万次”的含义，这并不难理解。

前面还说过，中国汉语中“合文”计数，有含混的大毛病。

几十年前的民国时期，中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如果要把《后鉴录》中“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错误地理解为杀了5988×1万人，就义愤填膺地批判：“仅据其中所列四路数字相加，则张献忠在四川至少杀人六亿九千九百万……真是弥天大谎，卑劣之尤！”那么“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岂不同样可以理解为中国有4万多亿人口！难道说这话的所有中国人，也是在撒“弥天大谎，卑劣之尤”？

语言学家朱德熙在《语法讲义》中专门剖析：“复合数词，如四万万五千万’，其两部分是两个系位构造……显然不合理。”

详细解说中国古汉语知识，非本书主旨，篇幅也不允许。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以下文献：王力《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萧国政、李英哲《汉语确数词的系统构成、使用特点和历史演进》，载《武汉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1期；等等。

理解了上述道理，再来看看《后鉴录》中的记述：

“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即5988人），女九千五百万（即9500人）；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即9960多），女八千八百余万（即8800多）；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即9900多），女八千八百余万（即8800多）；定北一路，杀男七千六百余万（即7600多），女九千四百余万（即9400多）……”

各路人马丙戍年五月回来报功总数，五个月的“草杀”人数相加，只是近六十万人。这应是很可信的数字。

再看上文毛奇龄《后鉴录》，其中说：先杀了“各卫军及在营新兵（指川籍士兵）”约“七十五万”，兵（指外省人川的老兵）“二十三万”，读书人、和尚道士、医卜等“三十余万”。再加上五个月“草杀”的近六十万，总数近二百万。请注意，《后鉴录》中“草杀”是六十万，前文所引《明史》中“共杀”“六万万”（实即六十万），两书说法不问，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数字。

明末清初写书的学者们，哪会智商低到了信口开河、胡乱编造出一支队伍四五个月就杀了“近七亿人”的“天文数字”的地步?

再说大西军素以砍手腕、耳朵实数记功，张献忠又哪至于蠢到允许部下以谁也不会相信的“天文数字”来谎报战功?

为张献忠喊冤的人，是想当然地把《明史》等史籍

中的“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一句，一番“考辨”后，演绎成了今天数学概念中的“七亿人”，从而愤怒批判：“全国人口也才六千零六十九万，张献忠起义军在四川竟杀出了近七亿人，真是弥天大谎，卑劣之尤!”

一些为张献忠“辩诬”的人，断然说这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污蔑”、“造谣”，进而鱼目混珠地有意说成史书曾记载“张献忠杀了七亿人”。他们由此完全否认张献忠暴虐行为，以达到鼓吹“阶级斗争”和把张献忠塑造为“历史上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的实用目的。

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这些历史研究者，究竟是不大懂古汉语知识，还是出于曲解政治的庸俗实用主义目的而故意曲解史料？如为前者，尚可理解；如属后者，确属“卑劣之尤”了。

有资料说张献忠是战无不胜的军事家。我又是那句老话：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张献忠当过役卒、边兵，打仗勇敢，也擅用计谋，有驾驭士卒指挥打仗的本领，不然怎么能统率几万几十万士卒南征北战、驰骋数省。他“发难于陕西延安府，蔓延于各省。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尝据城邑为巢穴，故曰流贼”。不停流动的目的，一是为了躲避官军的追击，二是“打粮”、劫掠以养活部队。行动飘忽，即战即走，在官军的包围之中来回穿插，波澜壮阔，也无比刺激。

一两千年来的农民起义战争初期都采用这种流动战术。

稍懂得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中的后勤作用至关重要。农民武装的后勤供应只能靠“抢”。流动作战的第一个好处就是不必有后勤准备。流动过程中打到哪里就抢到哪里，“东西数千里游食自如”。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地成了流动战术的累赘、包袱。

官军虽然拥有后勤资源的优势，却也受到后勤的严重制约，后勤的组织和运输需要一个过程，当然没有“抢”来得迅速。所以，明朝曾任过兵部尚书的张凤翼，在总结与农民武装作战的经验教训时说：“贼兵所至，因粮于我，人皆宿饱。而我军所至，则需要等待粮草，动则呼窘。”采用流动作战，农民武装把后勤的劣势转变为速度上的优势。

农民武装作战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分合不定，出没无常，“窜无定向，亦无定期”，往往采用“敌来我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这种作战方针。这种战术有难予抵挡的魅力，很有刺激性。

张献忠部队每攻下一座城池、村庄，首先做的事就是搜掠。搜掠的重点目标当然是豪门大户，但是普通人家也不放过。主要搜寻的目标除金银、布匹之外就是骡马。因为这是游击战保持速度必不可缺的战略物资。所以，他能“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官军将领自认“剿则无以为守，守则无以为剿”，“贼常逸而我兵常劳”。一旦驻进城市之后，流动的漂浮战术就相形见拙，连武昌、成都这样的繁华城市也不是他“久恋之家”。

还有人说张献忠是“抗清英雄”。我查阅了身边现存资料，尚没发现点滴史实。清顺治二年（1645年）驻川陕边境的大西军与入陕清军一接触就连吃败仗。他在西充凤凰山太阳河边遇到清军那一刻，还没看清清军的真实面目就是他死亡的忌辰。张献忠败亡之后，其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率余部退出川北，南走綦江，攻克遵义，继而又占领昆明，建立“兴朝”政权，并联合南明永历政权，进行抗清斗争。也许是个别人把这事也记在张献忠名下予以标榜。

说到这里，还引出两位稀奇的历史见证者——张献忠身边还有两个“洋人”。

一个高而瘦的中文名字叫利类思（1606年—1684年），意大利人，贵族出身，天主教徒，1636年到澳门，在圣保禄学院学习中国文化。其后，能说流利汉语，书写通顺汉语文章，到北京之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被派到四川来传教，任司铎。他为人诚恳，举止端重，待人彬彬有礼。

另一个矮而胖的中文名字叫安文思（1609年—1677年），葡萄牙人，17岁入耶稣会。1634年赴印度传教，两年后赴澳门，1640年随一位信教官员进入中国到达杭州。因利类思在四川传教需人协助，安文思获允于1641年8月28日来到四川，与利类思患难与共长达36年。

张献忠入主成都之时，俘获这两位传教士，他对“洋人”感到稀奇，便留在身边，有时听他俩讲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社会风土民情。加上这两个洋人对人谦恭有礼，也能遵守中国法规，张献忠把他俩叫“天学国师”，与其相处一年多。有时见张献忠无故杀人，也胆战心惊。逃出张献忠部属之后，把在四川的所见所闻留于笔记，在海外保存了273年。1918年由法国传教士古洛东整理成《圣教入川记》，由圣家书局排版在中国出版，具有重大史料价值。尤其是《圣教入川记》中一些史料可与中国史籍相互印证。该书于1981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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