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读过艾芜《南行记》的人,一定都曾被作者漂泊旅途上的奇遇所打动过。和稀松平常、安稳太平的生活相比,没有丝毫平稳安定可言的生活似乎完美诠释了扩充生命广度的意义所在。
上世纪50年代从中专校毕业的成都人王世才,是个不折不扣的柔弱书生。因为工作失误,王世才被下放到云南某偏僻小县的农场,干了很多生平从未干过的事。这些极端饥饿、艰难、尴尬的离奇经历,因为岁月,全酿成了老人闪闪发光的独家记忆。
讲述者:王世才
人/物/简/介
王世才,1936年12月生于成都。1958年底,王世才从成都水电学校(中专)毕业,被分配到云南省文山县(现在的文山州)水电局工作。1961年,王世才因工作失误被下放至云南省广南县堂上农场,在农场期间,他帮助当地农民修建了农场第一个水电站,由于表现良好,王世才于1962年底返回文山县水电局工作。1964年他被调至麻栗坡县,为县里修起了第一座水电站。其后他还被评为高级工程师、全国水电系统劳动模范。1989年,王世才因病提前退休,返回成都居住。
坐着烧煤的汽车到远方
→有人说我想在这里当“土皇帝”。我被吓得不轻,不敢辩驳。但是很快有人发现,“他不是本地人呀,是成都人呀,怎么会跑到文山来当土皇帝?”
我是成都人,生于1936年12月。1958年12月,我从当时的成都水电学校毕业,分配到云南文山县工作。文山县已经是云南比较偏僻的地方,那时没有飞机坐,成昆铁路也还没有通,想要过去十分不易。我们一行六人,于第二年3月从成都出发,先坐车到自贡,经由隆昌县进入云南,到达昆明。之后到开远市,再坐着烧煤的汽车。这种车动力不足,当地山地又崎岖,所以都是坐一路推一路,这才到了文山县。算算时间,我们在路上走了整整两个月。
我是学水利的。在文山,我的工作就是下乡去普查水力资源,然后写报告交上去。我的报告写得好,领导很欣赏,就让我当下乡工作组的组长,去修水库。修水库,需要了解当地地形,这就得用上“灌区图”,当时自己无力去测绘,我便派人去借军用地图。去的人回来走的是夜路,结果不小心弄丢了两张军用地图,这下麻烦就大了。
“丢”也可以是“偷”,偷军用地图就是“密谋造反”。在为我举行的批判大会上,还有人说我想在这里当“土皇帝”。我被吓得不轻,不敢辩驳。但是很快有人发现,“他不是本地人呀,是成都人呀,怎么会跑到文山来当土皇帝?”
我把生产队长给得罪了
→放牛这件事还真不容易,7头牛走着走着就走散了,而我只有一个,只能跟着其中的一头牛。后来,其余6头牛就全部走丢了。
我逃过一劫。但弄丢军用地图也不是小事,作为一个小干部,我就被下放到与文山县相邻的广南县的农场劳动。
那年我26岁,来到距离县城70多公里的堂上农场。第一天,队长让我去放牛。但我没在农村生活过,从来没放过牛。
不过,这个工作我也不敢推辞,因为其他的农活我也不会。于是,我只好赶起7头牛儿去吃草。放牛这件事还真不容易,7头牛走着走着就走散了,而我只有一个,只能跟着其中的一头牛。后来,其余6头牛就全部走丢了。天暗下来,我只好赶着这仅剩的一头牛回农场,队长看到我坏了事,也不好骂我,只能连夜让整个生产队的人都爬起来去找牛。
幸运的是,牛都找了回来。但我在农场就无事可做了。因为放牛这件事得罪了队长,3个月后,我被送回农场的场部。场部就更加偏僻了,不通公路,30里外才有一个小镇,镇上才有汽车。
在这里,我还是以牛为伴。不过不是放牛,而是拉着牛车去送木料,一天一个来回。
这个不会,那个也不会
→我从没做过饭。在这里,我开始学着别人煮饭,把米倒进锅里,水烧开了,捞出来的米却总是硬的。
→我分到了一块自留地,可以自己种庄稼,但我把苞谷洒下去,天天浇水,只长出了杆子,杆子上却从来不结苞谷。
在场部的这段岁月,最让我难忘,也让我吃尽苦头。
最苦的,就是吃不饱饭。这倒不是因为粮食不够吃,而是我不会做。
以前在家吃,在学校有食堂,在单位有食堂,农场也有食堂,但这里就没有。这里大多是本地人,他们都是自己家里做。有外来的,就几个人搭伙吃。可这里就我一个下放干部,人生地不熟,找不到人搭伙。
我从没做过饭。在这里,我开始学着别人煮饭,把米倒进锅里,水烧开了,捞出来的米却总是硬的。只好再煮,煮好了就抓一把米,捏成一团,带在路上当饭团吃。菜呢?这里没有蔬菜,我也不会做。肉呢?当地人会去很远的地方打到野猪,就有了肉和油,我没有。幸而当地有条小河,虽然我不会捕鱼,但当地人要捕,人家把鱼捕上来剖开,把肠子丢掉,我就去把这些拿过来,煮着吃,这才见了一点荤腥。
种地,我也不会。我分到了一块自留地,可以自己种庄稼,但我把苞谷洒下去,天天浇水,只长出了杆子,杆子上却从来不结苞谷,别人的地里却是大丰收。我以为是自己没施肥,便在地里撒尿,当地人看见了说,你这样不行的,要把苞谷“烧死”。
到后来实在饿极了,我只好偷偷去别人家地里掰苞谷,掰过很多次,别人知道也不说什么,只朝我笑笑。
吃猪食也要省着点才行
→别人去深山里砍柴,我也跟着,到了傍晚人都回去了,我还一棵树都还没砍倒。焦急之中,我一斧头砍到自己的膝盖,砍断了血管。
每个月,我能领30斤米。看起来这勉强够吃了,但对我来说,要把这些米领回来都很困难。我必须自己去粮仓领米,但粮仓在30里外的镇上。我只能走路去,但因为缺乏营养,我的脚肿着,走不动。
拼了命走到镇上,还要把米给挑回去,这就实在没办法了。我只好一路求着别人帮我挑一挑,再送这些人一些米。就这样,30斤米挑回家,就只能剩10多斤。
但相比当地农民,我还有一项优势———我有工资。我当干部时能领37.5块,下放后只有17.5块,但还是一笔“巨款”。但问题在于,场部这里用不上钱,只有去小镇用。不过,我对小镇上的供销社毫无印象,因为我从来没去过那里买过东西。我的钱,都用来买芭蕉芋。
芭蕉芋,当地人种着是喂猪的。我却发现这是不错的主食。饿得心慌时,就吃上一个,聊以充饥。但我对钱也没概念,不会还价,每次买的芭蕉芋,都贵得很,必须省着吃。
两只脚肿着,两条腿也肿着,我干什么都不利索。别人去深山里砍柴,我也跟着,到了傍晚人都回去了,我还一根柴都没有,一棵树都还没砍倒。焦急之中,一不小心,我一斧头砍到自己的膝盖,砍断了血管,血流不止。
那时天已经黑了,我瘫倒在地,大声叫喊也没人听得到。我听说附近还有狼群,就更害怕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忽然我听见有人在喊我,一片亮光接近,原来是和我一同上山砍柴的两口子,他们在回去的路上发现少了一个人,就回来找,这才救我一命。
喜欢的姑娘,瞧不上我
→俗话说痛则思变,我立志摆脱困境,便想到了自己的老本行———修水电站。修好后,我第一次吃上了肉。
不过,就算是有这件事,当地人对我的态度还是很疏远。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不会搞人际关系,不会主动接近他们。另一方面,我是下放干部,所以他们看我更像是有罪的犯人。那时我喜欢当地一个叫“小唯”的姑娘,但是她却瞧不起我。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近一年。俗话说痛则思变,我立志摆脱困境,便想到了自己的老本行———修水电站。
修水电站,不为抗洪救灾,只为发电,那时的场部用的还都是煤油灯,到了晚上实在不够亮。
我向场长打报告,要修水电站。场长很快同意,而且相当重视,还找来两个搞电力的人来配合。这两个人是两口子,他们过来以后,我便去他们家搭伙,这才解决了吃饭问题。
这个水电站非常小,装机容量只有5千瓦,只够照明用。不过当时修起来,也非常不容易。发电机买不到,只能想办法去改装;喷头买不到,就去县上的农机厂找人做;水轮机也是要自己找人来做。我照着教科书上做出了水坝的模子,结果放在水里一冲就垮,我就想办法在坝上绑上铁块,这样就行了。
总之,几个月时间,我们三个人东拼西凑地把水电站建了起来,场部的电灯也终于亮了。当晚,我们被当地人邀请,吃了顿野猪肉。
一年多时间,这还是我第一次吃上了肉。
因为修水电站有功,很快,我也结束了下放的日子,回到县上水利局,继续去各地修水电站。在这之后,全国各地的知青才来到云南,来到这个农场。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越
记/者/手/记
才华之外,别无所长
在采访王世才之前,我对他的印象是:特级劳模、高级工程师。照理说,他应该有些老干部的派头,结果敲开他家门一看,就是个笑呵呵的老头,眉毛很长。他穿一身“家居服”,上面还有破洞。
进了屋,我便问他在云南插队的故事,我以为这会是王小波小说里的情节。但王世才说他是犯了错,所以才被下放到农场改造,比知青下乡还早了那么几年。我便有些失望了,听他讲着如何从成都前往云南,如何犯错,如何被下放,在农场如何吃苦……听到这里,我就想笑了,但是要忍住———我面前这个老头,几乎是没有任何生活经验,所以才吃了那么多很冤枉的苦。
到这里,我才理解他穿的衣服上为何有破洞。他对于我们所说的衣食住行、油盐酱醋茶毫不关注,一心就只放在了修水电站上。他在云南修过很多小水电站,是当之无愧的专家,他退休以后,也总要被各个工地请过去指导。他业务水平之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一个人能搞定修水电站的所有技术活。
他一直住在工地上,没什么兴趣爱好,吃饭就去食堂,穿衣就请人帮他买。我觉得,如果他当年读的是数学专业,会不会又是一个陈景润?
最后,我让他换上一件正式点的衣服,给他照了张相。
征/稿/启/事
穷、苦、饥饿,曾经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相信我们的读者依然有人对此印象深刻。大周末《个人史记》版广泛征集读者记忆里穷日子、苦日子的生活细节,以及大家当年对付穷日子、苦日子的“好办法”,欢迎投稿。
另,《个人史记》长期征集普通人的个人回忆录,来函请寄:成都市红星路159号成都商报社大周末工作室,E-mail:chengdu10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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