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人口逆转会带来哪些变化

１２月１９日，社科院在京发布《社会蓝皮书：２０１２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指出，２０１１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５０％，中国历史上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蓝皮书还指出，农村人进城难以分享到城市化带来的城镇居民的社会待遇。

在这一背景之下，对城市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他们在城里的未来，再次引起关注。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在每年一度的省领导与社科界专家学者座谈会上说，“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对进城务工人员一个很大的歧视，我为农民感到不公，呼吁取消这个称呼。

城市

准备好了吗？

对于一个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度而言，这样的变化意义非凡、影响深远，也将成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城镇居民的比例还将走高，大批农民将继续走进城市。

逆转已经发生，那么，城市准备好了吗？与之相关的政策、法律、社会心理乃至整个软环境，都应该有所调适，以真正服务于转型期的社会治理。换言之，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农民进城的数量，更应该关注不断累加的“新市民”如何真正融入城市。

这当然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时下农民进城的主要方式，一是进城务工，留在城市；再就是城市扩容，农民被城市化。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农民若要尽快适应城市生活，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应该习得城市的规则、方式，以减少交流的障碍，加快融入的速度。

进城农民虽然身在城市，但其与城市的联系仅仅是流动性很强的务工，城市的社会保障、福利设计等等，都与他们无关，这也使得这些“新市民”很难真正在城市里生长。这里边，简单地将现行城市居民的各项保障措施移植到“新市民”身上，可能缺乏可操作性，并不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应该无所作为，该专门针对这些“新市民”做些制度设计，哪怕是一些阶段性的、过渡性的政策措施，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尽快在城市落地生根。

比如住房问题、子女入学问题、医疗保险问题等，同时，还要开放城市，减少对农民在城里就业的限制。一旦进城农民的基本难题有了缓解的路径，至于其他社会心理的不认同、文化趣味的不相同等等问题，也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化解。就像蓝皮书指出的，两成城里人不愿与农村人结亲家之类的问题，想必会一点点减少。

在这个问题上，既要有制度设计，也需要各地方、各部门的机制创新，还需要城市管理者乃至城市市民不断释放善意。

民工

称呼能改吗？

关于“农民工”，目前没有法律概念，只是社会概念。打开网络，“农民工”的界定五花八门：有说是从农民成为工人的人；有说是在城市里做最脏最累工作，而且薪水也最低的人；有说是在任何地方被认为“素质低”的人；有说是辛苦一年到头拿不到应得薪水的人；有说是在城市吃最差，做最危险工作的人等等。很明显，“农民工”这一称呼具有歧视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充满歧视色彩的伪劣人体标签，的确不合时宜。而作为一个文化大省、人口大省、农业大省、“民工”输出大省的当家人，河南省委书记呼吁取消“农民工”的称呼，确有标杆作用，而且意义深远。

标杆是导向，标杆有力量。无论从一般或特殊意义上讲，省委书记带头呼吁取消进城务工人员被“农民工”的称呼，都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标杆作用。它表明了爱护农民、维护进城务工人员权益进入到一个新高度、新阶段、新层面，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也向各级各部门发出了今后工作努力的方向，进一步团结、集聚力量和智慧，出主意想办法，更好地从各方面消除“农民工”称呼的影子，从制度上、实践中消除“农民工”称呼的遗毒和影响，切实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待遇和社会地位。

文化是根，观念是魂。人育文化，文化育人。之所以“农民工”称呼能常叫不衰，而且似乎全然不觉其中的歧视意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社会没有真正从思想深处形成对进城务工人员应有的尊重和重视，缺乏必要的社会人文氛围，表现在行动上、实践中就是进城务工人员权益没有保障或屡遭侵害。取消“农民工”称呼，从细微处、从人们的思想深处消除各种天然不平等观念和歧视观念，形成人人爱、人人为、人人护进城务工人员的良好社会文化氛围。反过来，良好的社会人文氛围又可以进一步激发人们看重、尊重进城务工人员，从各方面积极保障他们的权益。

相比而言，更改“农民工”这一似乎全社会都“默认”的称呼，则显得不是“十分紧迫”和“必要”，显得比较“微小”。但微小之处显精神。正因为像这样微小的事情——在一个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来看并不十分关键的称呼上，一省的省委书记居然都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足见书记的爱民、亲民、为民、护民情结。

□据《江南时报》胡印斌 余明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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