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进陕西·讲述陕西文化故事 赵振川：泡在生活中

2009年赵振川与女儿在秦岭写生。

   姜野

赵振川，1944年生于西安，祖籍河北省束鹿县，国家一级美术师，作品先后入选第四、七、九、十、十一届全国美展。陕西省第四届文联副主席，陕西省美协名誉主席，陕西长安画派艺术研究院院长，陕西省政协委员。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高研班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西北大学客座教授。国务院授予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第二届陕西文艺大奖艺术成就奖”。 

“在多年下乡体验生活的过程中，我觉得到生活中去犹如泡酸菜，菜需要浸泡在菜坛中一段时间方可变为酸菜。如果只是在酸汤中沾一下就拿出来，菜是不会酸的。深入生活也是这个道理，到一个地方去写生，也需要待一段时间并尽可能再次下去，三番五次地体验，才能谈得上对一个地方的了解，才有可能画出这个地方的味道，找出特有的笔墨及形式语言。”绘画与泡菜，本来风马牛不相及。可对于已过悬车之年的赵振川来说，这种比喻，却是他自己一种独特的艺术感悟。

“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画室中，当讲出这句“长安画派”的经典口号后，赵振川略微停顿，沉思片刻。讲述他从艺50多年来的酸甜苦辣。赵振川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想起了自己的师友，想起了自己“一待就是八年”的陇东山区。

   雏凤

20世纪30年代初，中华民族命运垂危，美术界也奄奄一息，一位北方青年画家闯入画坛，他就是赵望云。“他以天津《大公报》记者身份在河北省境内旅行写生，每天在报上发表作品一幅，题材都是北方农村寻常百姓生活。不论当时毁誉，这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件新鲜事。”张仃语这样说。

“父亲从上世纪初以勃勃青春之朝气，以农村写生横扫当年画坛之颓气，以‘塞上写生’、‘泰山石刻\’显赫神州画坛，又投身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编辑出版当时仅有的《抗战画刊》近40辑，为民族解放做出贡献。”在纪念父亲赵望云百年诞辰的文章中，赵振川这样回忆，“1941年，《抗战画刊》停刊后，冯玉祥将军要为父亲在政治部第三厅安排工作，父亲没有接受。当时，父亲只有30多岁，在这人生的转折处，他毅然放弃了食俸禄的优越生活，选择了北上西进，面向大西北这未知的处女地探索生活。”

1944年1月，也就是赵望云定居西安的第三年，三儿子赵振川出生，弟弟赵季平小他一岁，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作曲家。孩提时代，赵振川曾一度住在西安碑林的院子里，石刻、碑文、造像，赵振川耳濡目染，是最直接的受益者。虽然赵振川自幼追随其父，没有间断过笔墨的锤炼，但他却有着并非“科班出身”的经历。1959年，初中毕业后，赵振川被不情愿地分配到西安统计学校。“我学习中国画始于1962年，当时国家遇到了大困难，我中专毕业后在家无事可做，于是决定学画。恰好当时原西安美协为培养青年国画作者成立了学员班，在父亲和石鲁先生的安排下，我进入了学习班，父亲请石鲁先生做我的老师，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

有了家学渊源的言传身教，有了名师传承的循循善诱，赵振川这棵年轻的“酸菜”在如此一个旁人无法比拟的“菜坛”中“发酵”着，并渐渐有了味道。1964年，赵振川20岁，其作品《山林新声》入选第四届全国美展。画作能够迈进全国性的艺术殿堂，对于一个年轻画家来说实属不易。熊召政这样评价赵振川：“好一只关中的雏凤，振翅飞入画坛，已是清音可爱，超迈可期了。”“赵振川凭借自己的艰苦努力和自己的天分，积蓄了在艺术上拼搏的韧性和胆识，他和父亲对‘长安画派’相继做出的突出贡献，已成为当代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对子承父业的赵振川这样评价。

然而，甜与苦之间的转换有些迅速而无常。同样是在1964年，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出选择是困难的。“感谢父亲，是他为我做出决定。我下乡插队到了陇县李家河乡普陀生产队，一干就是八个春秋。这八年使我脱胎换骨。八年的农村生活，使我认识了生活的真谛，使我在以后的艺术劳动中，变得坚韧，在困难面前有了信心，不会动摇。”整整50年过去了，如今，回忆起陇东山区八年的“浸泡”，赵振川试着把那时的艰苦说得轻松些，黝黑的窑洞，崎岖的山路，匮乏的资源。八年间，赵振川把乡间的农活都干遍了，而且都还干得不错。当然，青年时期的插队生活给予他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洗礼、感悟。农闲之余，年轻的赵振川依旧坚持着写生和创作，“那时候，未来是个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但我不想废掉自己的一技之长。”

 突破

1971年7月，赵振川返回西安，在陕西省火线文工团从事舞台美术工作，每年均深入三线地区慰问铁道兵。20世纪70年代后期，赵振川终于辗转回到陕西美协，走上了专职国画创作岗位。对于学习绘画的人，深入生活是一门必修课。八年的艰苦岁月，赵振川磨炼了意志，提纯了灵魂，他真正理解了“生活”二字对于一个艺术家的重要性，真正理解了“长安画派”的艺术精神，也明白了父亲对儿子的一片良苦用心。“父亲一生热爱艺术，热爱劳动人民，尊重普通的劳动者。他在青年时刚步入艺坛就曾发誓一生不画不劳动者，而他一生的艺术实践，正是他誓言的印证。”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赵振川就跟随赵望云到甘肃一带写生数日，并创作了《青海湖》、《风雨归牧》等作品。在赵振川看来，“面向大西北”是父亲赵望云人生的一步重要抉择，中国画坛上之所以出现黄胄、方济众、徐庶之等这批艺界翘楚，陕西乃至西北地区中国画之所以能蓬勃发展，中国画大西北人文风情的审美新天地之所以能淋漓展现，皆缘于此。

赵振川用自己的画笔追赶着父亲的脚步。陕北、陕南、兰州，敦煌，吐鲁番等等，此后的几十年中，他的足迹遍布整个大西北，俯下身，“到民间去”。在赵振川的众多作品中，有一幅佳作因为“表现大西北戈壁的独特地貌”经常被提及，那就是《戈壁春居》。在张仃看来，赵振川能出如此精品，是因为他“不断地在下面跑，深入生活，完成了大批量的作品”。《戈壁春居》“明显带着试验性”，评论家孙克赞叹赵振川“用了新的皴笔，以浓、淡、湿黑和朱红、土绿画了一张很有味的画”。1989年5月，赵振川创作的《苍凉古原》入选全国第七届美展。1990年，作品《五月天山雪》参加了中国画研究院第三届院展。赵振川对大西北有着真挚的热爱，大西北的人文风貌全方位地提升了他的创作欲望与创作能力。

   梳理

1994年初春的北京，赵振川迎来了自己艺术生涯的一次重要梳理，3月12日，“赵振川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80余幅力作，30余年的绘画成果，赵振川，这位“长安画派”后继者为世人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而《窑院》、《梨花四月雪》、《黄河之滨多枣林》更是被中国美术馆收藏。随后的学术研讨会上，赵振川得到众多名家的赞许——

“我们小师弟的展览的确很轰动，很有出息，何海霞说了一句：振川跳出来了……这和振川有些天分、但主要还是和他的辛勤耕耘分不开。”黄胄说。

“我看了画就吓了一跳，觉得振川很有潜力……振川继承了他父亲的传统，经过努力有了很大的进展，有了新的面貌，我感到后浪推前浪啊！”关山月说。

“我很高兴，这西北风吹起来了……我希望理论界，好好的就振川这次画，再吹吹西北风，把我们中国山水画的正风扶起来，西北风就是正风。”不止于此，张仃更是在稍后5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长安画派后继有人》重点推介这位“西北风”的刮起者。

1998年元月，赵振川被陕西省委任命为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党组成员，主管美协业务工作。虽然职务工作日渐繁重，但赵振川仍不忘父亲“到民间去”的嘱托。一有空闲，他就会到秦岭、渭北和陇山一带去转一转，去“泡一泡”，寻找新的创作灵感。一拿起速写本，赵振川的目光如鹰般犀利，他善于捕捉生活是大家有口皆碑的。陕西作家陈忠实则坦言：“赵振川的山水画分量感足，厚重、扎实、大气。他的画里似可嗅出民间生活烟火气味，感知世道与人心。这一点不仅超凡脱俗，而且注定了画作的生命活力，也呈现出独禀的个性气质。”10多年前，赵振川曾专程送陈忠实一幅国画，也名为《白鹿原》，这让这位小说《白鹿原》的作者为之一振，画家与作家在心灵层面上完成了一次激情的碰撞。

富矿

赵振川不会忘记，师兄黄胄在速写上下了多少苦功夫。赵振川不会忘记，年轻时，他把厚厚的速写本交给石鲁先生审阅，只得到了一句冷语，“你这样还是不够啊。”赵振川不会忘记，父亲赵望云在辞世前的一个多月，听说儿子要去户县“蹲点”时，还鼓励他：“那是好事，你能下乡好得很啊！”赵振川更不会忘记，父亲那本著名的《农村写生集》。

“一个艺术家要有自己的爱国情怀。”在赵振川心中，时代造就了赵望云，造就了“长安画派”。时代在前进，文化必然会在渐进中变革。“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从容、自信的心态，可以更清醒地来看待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精神，用时代的眼光来品评我们的中国画……‘长安画派’成功地用笔墨语言表现时代精神，对我们的启迪就是要体悟生活。”

茶越来越淡了，而故事却越讲越入味。父与子，笔与墨，情与思。赵振川，这个率性随和、银发满头的老者，把其所思、所想、所感与我们娓娓道来。与其说他是一坛酸菜，不如说他是一饼普洱，陈而醇厚，老而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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