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农村到城市、从过去到现在，社会在变，观念在变。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感慨：“过去那时候……”“过去不比现在了……”在

编者按

从农村到城市、从过去到现在，社会在变，观念在变。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感慨：“过去那时候……”“过去不比现在了……”在人们的心里，昔日的人、事、物，或曾想念，或遭摒弃，它们是曾经的“家”的一切回忆，是如今的“家”的一种标杆，深深地驻在人们心里。

家，是人心灵的港湾。我们该如何留住曾经的家园的美好？我们该如何建设未来更加美好的家园，让一个美丽的家园进驻心里，守护心灵的一片净土？

那些人们笔下“失落的乡村”，以及由此抒发的满怀愁绪、悲天悯人，至少部分成了一种自娱自乐。

故乡之变

兰德华

每到春节，乡村就会在返乡人的朋友圈、媒体人笔下“死”一次。于是，春节假期不知何时，成了乡村加长版的“忌日”。

他们都说，故乡已死。他们也说，农村在消亡，传统在丢失，亲情在失落，俨然一派乡土与传统卫道士的言辞。

故乡死了吗？如果没死，那昔日深山中的村落，为何只剩下几个垂垂老者？为何年轻的男女都涌向了城市，回家，只是都市漂泊生活旋律的一个短暂的“休止符”？

无意于反驳，作为和你一样的游子，请允许我来讲述自己的故乡，讲述我在故乡春节的见闻。

我的老家位于张家口南部的山区。在太行山、燕山交错的地方，一道山沟的尽头。她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村里，木石结构的房子，错落间自成秩序，两纵两横以及由此延伸开来的石阶小道，穿针引线一般，连接着各家各户。记得小时候，村子达到人数上的鼎盛期，约300人居住于此。南北西向，三座大山围成的逼仄空间，却足已盛得下这300人的欢乐，唯有一条伸向东方的山谷，是连接这个世外桃源与外部世界的路径。

春耕秋收，夏季的檐下纳凉，冬天的围炉夜话，童年的日子，在四季分明中度过。

那时的春节，无疑是这深山一村一年中快乐的顶点。

孩提时，最盼是过年。

声、色、香、味、触，那时的春节是全方位的感官体验。爆竹声，张灯结彩，供奉先人神位的堂屋燃烧的松香味道，饺子、白酒与各种干果……除了热闹，那时的春节也是神圣的，这种神圣与庄严存在于家族成员都参与的若干考究的仪式当中——祭祖四起八拜，拜年磕头作揖……

山里沟沟坎坎，不多的土地养育了故乡的人们，物资越不丰盈的年代，年味却愈浓。

那些年，腊月杀一头猪就能过个好年；那些年，村里的对联比现在的红。那些年，孩子们大年三十晚上就急不可待的穿上或许是一年仅有的一次从头换到脚的新衣服；那些年，大人放的烟花比现在的美。那些年，接待拜年亲友的干果无非瓜子、花生、红枣与核桃，人们还没见过开心果；那些年，春节的年味比现在浓……

一晃20年，年已而立的我今年回家过年，有了不同以往的感受。

没有回村，因为村里现在剩下不到10人。伯伯、叔叔、姑姑、舅舅……当年居住在同一村子的亲戚，十多年间都早已搬离了山中的土房，搬进了不同城镇居民小区的楼房中。当年拜年，叔叔家也就是在隔壁院落。而如今，要开车半小时到另一个镇上。

每到一家，发现那些当年在村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长辈们都已日渐衰老，而哥哥姐姐们，也越来越像他们父母当年的形象。一年不见，姑姑姨姨依旧亲切。远嫁江西的堂姐，今年带着姐夫回来了。大年初一中午，二伯说：“来我家吃饭，你姐姐难得回来。”

当年老爱欺负我的堂姐，见了我不停地嗔怪：“你去江西出差，都不去看姐姐！”

春节，由于时间问题，不能回村里上坟。堂弟说，近几年，回去上坟的人越老越少了。父亲安慰我说，回来多和亲友走动，至于回村上坟也就是个形式，你有那份心就好。

如今，春节之于我，更多的是探亲访友，至于当年春节的味道，不知何时已踪迹难寻。

尽管当年有当年的美好，但问过不少长辈和村里同龄人，任何一个从那种生活过来的人，却都不愿再回去。

没有多少文化的奶奶曾说：“还是楼房好住，大冬天不用起早生炉火，呛得灰头土脸。”

年味或许是淡了，但搬出深山的村民们的日常生活却越来越有味道。不知不觉中，他们从山里人，变成了城里人。

因此，我在想，那些人们笔下“失落的乡村”，以及由此抒发的满怀愁绪、悲天悯人，至少部分成了一种自娱自乐。那些“情凝笔端”的作者们，高高在上的批判者们，或许从未真正俯下身来，聆听和亲吻他们正在批判的土地。

是的，作为空间的村庄已不复昔日的景象，作为组织的乡村也因村民的流动而四零八落。然而，作为童年记忆的所在，作为祖辈生息过的村庄，她仍旧在那里，从未丢失。现在，与其说她不再是我们这些后人居住的共同体，不如说她已经是一个图腾般的存在。她是一个符号、一种印记、一个回答：我们是有故乡的人，作为她的子嗣，我们从这里走来，绵延而生。

藉此，漂泊的人，从未断过根基，无论走向何方，可能会思乡，但他们的日子毕竟越来越富足。

在都市里，家园就是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住户，因为住在一起，守望相助

守望相助才是家园

赵 昂

小时候，过年“破五”是不用煮饺子的，因为邻居们知道我家人要值班，没时间包，便会把自家的分给我们。张家一盘，李家一盘，我就吃饱了，还能尝到不同的馅。

北京是一座移民城市，即便是那些被我们这些建国后才迁入的家庭视为“老北京”的人，上溯自己的先祖，往往也来自白山黑水。当然，你从北京向北驱车数百公里，在承德下面的小县城里，可以听到比北京人说得都标准的北京话，因为他们的先祖，也来自北京。

在一个口音天南海北的院子里，每户人家隔壁住的都不是自己的亲戚，而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邻居。大家共用一个晾衣绳，一个水池子，同在一棵大树下乘凉。我家切了哈密瓜，端给你家尝尝，你家孩子忘带钥匙，尽可以在我家玩耍。逢年过节时，有电视的人家挤满了周边的邻居。

大人是邻居，孩子就是打小的玩伴，长大以后，叫“发小”，一辈子不会忘的感情。

院落如此，早期的住宅小区也是这样，一个小区的住户，往往来自一家单位：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单位人”的同事关系，再加上又是邻居，自然感情更深。

邻里之间，守望相助，共同守望着户口本上祖籍地之外的那片家园。

家中的老人在小区里散步摔倒了，马上就有人扶起来送到医院，等我们小辈的赶过去时，发现，忙里忙外的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老同事，一片花白头发。他们的子女也都不在身边，单位的小区老了，房子老了，人也老了。

渐渐的，旧院子空了，老小区也空了。老一代的人谢幕，子女把房子或租或卖，搬进来的人，谁也不认识，谁也不搭话。

子女们陆续搬进了新建的商品房小区，家家户户弄起了防盗门，门后都是怀疑的眼睛。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也不关心这个问题。小区地库里有奥迪，有宝马，但不会有人推着自行车聊天；卫生由物业公司打扫，没有了各家各户划分卫生责任区的你来我往；安保自然用不着红袖标，而是笔挺的保安，但问什么都是一问三不知。

有了自己的房子，却没了家园的味道。

“你妈妈生你的时候，是隔壁金叔叔叫的车。”“你姥爷摔倒了，是同单位的孙叔叔送的医院。”父母念叨着这些，他们总在担心，自己老了，却不知道在陌生的小区里该求助于谁。

多年以后，我第一次敲开新邻居的门，准确地说，我不知道这些年里对门换了多少户人家。我把钥匙锁在屋门里了，需要借个电话，邻居打开防盗门的那一刻，我们眼睛里都写满尴尬。因为，我不知道他姓甚名谁，来自何方，该如何称呼，当然，他也不知道我。

在都市里，家园是什么？家园就是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住户，因为住在一起，守望相助，可以生活得像一家人一样。

那样的家园，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有时候我总在想，如果我有了下一代，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他或她会如何理解“家园”这个词？

他们所要守护的不只是乡村的宁静，还有内心的那份恬淡、释然——

一个村庄的宁静与恬淡

周 倩

“老家在制作家谱呢。”父亲同我聊起来。“哦。”我应了一声。“现在已经有第613代传人了，老祖是来自河南的三兄弟，周围几个周姓的村子都是他们的后人。”沉默寡言的父亲很难得和我闲聊家常。我不好驳他面子，嘴里应着：“以前听我爷爷提起过，还出过一个举人，好像叫周志，做过河南泗水县令，咱家门口那块大石头据说就是当年他走马上任时踩的上马石。”说起村里的历史，爷爷懂得可多了，可惜如今再也听不到爷爷给我讲家族历史了。

我对制作家谱一事漠不关心是有缘由的，早前一天，母亲就曾接到老家的电话，问太奶奶的名姓，又因为联系不上一个邻居家人，问母亲要联系方式，说想问问他们家20年前抱来的小子的名字和儿媳妇的名字，我问母亲：“他家那儿子和我同龄，我却从未见过他，一直寄养在别处，既不是亲生又非亲养，还算老周家人吗？”母亲回：“只要姓周的男性都算，媳妇也算。”我撇嘴，不再聊下去，心里酸酸的，我也姓周，既亲生又亲养，家谱中竟然不记我的名字。

对于老家，我心里一直是思念的，虽然自小只是寒暑假回去待上半月二十天，但每回梦里都能梦到老家的那几间大瓦房，还有爷爷奶奶的模样。儿时听爷爷说我家原来是个大财主，后来爷爷的爷爷抽大烟，把家给败了，太爷爷15岁背起行囊出去闯荡，临行前立誓：这辈子绝不碰烟酒。在北京东单菜市场，太爷爷从小二做到二掌柜，中间回老家娶妻生子，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太爷爷退休回家安享晚年，这辈子真就没碰过烟酒。

像这样的故事，我不知道村子里还有几户家里能讲出来，村子本来就不大，总共200多口人。因为不经常回，村里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只认得前后几个邻居和他们家小孩。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带着炫耀的语气，他们听得认真，听完却一言不发地散开去别处玩了，小孩子不会察言观色，我以为我讲得不够生动，于是逮着机会又讲一遍，现在想来他们是有点嫉妒吧。

这样的一个小村，在那一片都算是最小的，经常听爷爷开玩笑说：“俺们是小村儿里的，没见过世面。”爷爷疼我，过年给压岁钱，给我100元，两个姑姑家的一丫一小每人给20元。爷爷常道：“外甥是狗，吃了就走。”听的人纷纷点头。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重男轻女，反正在我小时候我从没觉得我比周围的男孩子少过呵护。上世纪90年代，计划生育在老家管的越来越严了，那时父亲在政府上班，正管这方面的事务，经常早出晚归，同那些偷生的人家打游击，因为超生被罚倾家荡产的也听说过不少，但唯独我们这个小村却从未出过这样的事。

“咱们村里的人老实。”母亲前日还在感慨。去年冬天，就听母亲提起过，后邻居家80岁的奶奶快不行了，“她儿子可不太孝顺，村里人都盯着到时候给他难堪哩。”“怎么给他难堪？”“出殡的时候不帮他抬棺材，让他挨个儿求人；下葬的路上拦住他，让他磕头……”母亲说，“让他难堪的方式多着呢，村里的长辈们懂这些规矩。”我欷歔不已。心想，这要是在如今城里，关门过日子，谁孝顺谁不孝顺，有几个人知道？又有几个人会管？除非闹到法院，由法律强行制裁。而在农村，这样的自治行为，真可谓以德治村的典范。

大年初二，我打电话回去的时候，父亲、母亲正在老家拜年，说邻居奶奶去世了，他们赶上了也过去给帮忙，我问：“村里人给她儿子难堪了吗？”“没有。”母亲说。“为啥呀？”我问。“咱们村里人都老实。真到事儿上了，谁都不好意思为难别人。”“哦。”“但她儿子也表态了，说以后一定要好好孝敬老爹，请村里的长辈们监督。”母亲又补充道。

“咱村里人老实。”“咱们是小村，不敢……”这是我听到村民们互相感慨最多的话。在打工潮如此火热的今天，四面八方的乡人都赶着往大城市跑，甚至出国打工。我们小村的人却极少有人走那么远，即使是距离才200多公里的北京也很难诱惑他们出行。他们大都只在县城干点临时工，条件好一点的在县城买个房子，让孩子也能在城里上学，但每逢周末还能在村里看到他们的身影。条件差一点的，就每天城里、村里来回跑。

常听人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华北大平原上的这个小村，既无山可靠，也无河湖可依。然而村里人大都知足，守着几亩农田，学上一两门手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将来也要埋于斯。他们憨厚、老实，他们害怕自己的言行不当会遭到村人的唾弃，他们也心甘情愿守着村里遗留下来的老规矩过日子，即使那个规矩是封建思想的残留，他们也不会提出质疑。

有时候面对他们，我会想，在瞬息万变的社会里，有什么力量可以让他们冲破思想的禁锢，变得开放、强大起来？

冷静下来，我又觉得那会很难，因为他们所要守护的不只是乡村的宁静，还有内心的那份恬淡、释然。

本版插图 赵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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