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归人，文归文

·钟叔河

一九九八年春节之前，《文汇读书周报》上登了我的一则小文《辞年》，里面说:我还有什么好辞呢?……离休后辞谢了要我在原单位“发挥余热”的好意，决心从此只读自己想读的书，只说自己想说的话，只写自己想写的文章，当然也许还会要编几本自己想编的书……

这想编的书，首先便是周作人的散文全集，而“人归人，文归文”六个字，便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最初的宣言。

八十年代初重操旧业，即有心辑印周作人的文章。因为从八九岁时起，看了兄姊的“复兴初中国文教科书”，我便喜欢上了《故乡的野菜》和《金鱼、鹦鹉、叭儿狗》的文字。反右派后流落长沙市上，白天拉板车，晚上在暗淡的十五支光下，用红格子“材料纸”给八道湾十一号写信，意外地很快便得到回信和题赠的书，后来又收到过写在宣纸上的一首诗:

半生写文字，计数近千万，强半灾梨枣，重叠堆几案。

不会诗下酒，岂是文作饭，读书苦积食，聊以代行散。

本不薄功利，亦自有誓愿，诚心期法施，一偈或及半。

但得有人看，投石非所恨，饲虎恐未能，遇狼亦已惯。

出入新潮中，意思终一贯，只憾欠精进，回顾增感叹。

此乃是周氏作于老虎桥的旧作，我却把它看成前辈文人所给予的一点信任。七十老翁何所求，一位在五四运动中“出入新潮”的老作家，居然认为我这个板车夫还能懂得他的文章，我又怎能不怀着知己之感，努力去理解他的“誓愿”，让“诚心期法施”的气力不至于东风吹马耳般白白地浪费掉呢?于是当自己有选题出书的可能时，便立即编印了一部《知堂书话》。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署名“周作人著”的新书。接着又开始出版《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自编文集”的单行本，并在北京的报纸上登了一条“重印周作人著作”的广告，开头几句是:

人归人，文归文。周作人其人的是非功过是另一问题，其文的主要内容是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进行反思，对中西与中日的文化历史作比较研究，今之读者却不妨一读。

谁知《夜读抄》还没印成，湖南的“三种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和“周作人”）就挨批了。有人对“人归人，文归文”尤其不以为然，质问道:“政治上不好的人，文章能好吗?”

讲政治非我之所长，亦非我之所愿。幸亏讲政治的人中也还有懂文学、懂周作人的，这才使我没有再一次落到五七年和七O年那样的境地，内情到后来才明白，九一年五月十九日黄裳来信告诉我:

去年乔木来沪，一次谈天，谈及周作人，他自称为“护法”，并告当年吾兄呈请重刊周书事，最后到他那里，他不顾别人反对批准的，谈来兴趣盎然。

从此我便对乔木有了一种好感，虽然他的文章我只读过一篇《短些再短些》。后来秦人路又给我看过楼适夷写的一封信，也说到乔木和周作人:

五二年我调入我社（指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以后，记得胡乔木同志在中南海，曾召我谈话约二小时，是专谈周的。他认为周是有功于新文化运动，在文学上饱学博识，为国内难得人材，出版社应予以重视，好好照顾他的生活待遇与工作条件。还说，过一段时期，还可以出版他的旧作。

现在能出版周的文集，我很赞成。我认为周作汉奸，如未有党的指使，则并无平反问题，但即为汉奸，其书今天仍可出版也。

这岂不也是“人归人，文归文”的态度么?

但重印周作人作品的事仍然进行得不顺利，后来我离开了岳麓书社，这事就完全中断了，广告过的三十五种“自编文集”终于没有出齐。

对于有心做事的人来说，想做的事被迫中途放弃是难受的，也是不甘心的。于是，我谢绝返聘，正点离休，“亦自有誓愿”，这誓愿就是一定要把周作人的散文作品像模像样地印出来。我相信，乔木和适夷的观点，应该是一切尊重文学尊重文人的人的观点，如果国家民族还有希望，这观点总会慢慢为多数人接受和认同，周作人的书终归是会得出、出得好的。离休后成了老百姓，编书成了个人的事，爱编什么就编什么，爱怎么编就怎么编，既不必请示报告，也无须谁来批准，最坏的结果无非是编出来印不了，那也没什么了不起。今年出不了，来年总会出;今生出不了，来生总会出。“挖寻蛇打”似的在文人中寻斗争对象，对与人奋斗感到其乐无穷的人，总不会永远一言九鼎、生生不息的罢。

那么，周作人的文章怎样来编呢?最省事当然是像台湾里仁书局那样，将周氏自编文集三十多部一次影印出版。但周氏集外文的数量特别多，尤其是一九一八年以前和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文章，大都没有结集，怎么办?其自编各集亦多排印错误，且不少重复，从报纸杂志上辑录来的集外文，错字甚至更多，这又怎么办?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即是把周作人已刊未刊集内集外的散文作品尽可能搜集起来，尽自己的能力认真进行校订，在编年的基础上编出一部完整的散文全集来。

这件事对于我来说，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对周作人有研究的人很多，学识水平、编辑经验、工作条件优于我的正复不少。但有能力做学问的人不太可能拿出几年的时间替出版社当校对，同时大量集外文又已经陆续汇集到了我这里（这得感谢鲍耀明、罗孚、陈子善诸位）;加上我和周氏有过的那点交情，这在他无非是普遍的“法施”，在我却是诚心地领受。那么，就让我以离休后的主要精力，编校出这部全集，也算是对所得布施的一点回报罢。

编散文全集的目的是存文，因为我喜欢周作人的文章，觉得这样的文章值得存。而且我还知道，不仅仅只有我，在天地之间，也还有别人喜欢周作人的文章，看得起它们的。不是说，“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吗?现在便请三位前辈文人来当代表。

第一位是鲁迅。据斯诺夫人海伦提供的原始采访记录，斯诺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以书面形式向鲁迅提出了三十六个问题，鲁迅都一一作了回答，诸如:

请问，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出现的最好的长篇小说家是谁?

当代中国还没有出现很有名的长篇小说家。

最好的短篇小说家是谁?

茅盾、丁玲、郭沫若、张天翼、沈从文、郁达夫、田军。

最好的剧作家是谁?

郭沫若、田汉、洪深。噢，最近有位有名的左翼剧作家叫作曹禺，他的作品在天津上演了。

最好的散文作家是谁?

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鲁迅）、陈独秀、梁启超。

在这里，鲁迅将周作人列为“最好的散文家”的第一名，在林语堂和他自己之前。

第二位是巴金。李辉《与巴金谈沈从文》记有他谈周作人文章的两句话，一句是:“周作人的文章写得好。”还有一句是:“人归人，文章还是好文章。”

请注意，巴金说的，也是“人归人”。

第三位是胡适。陈之藩《在春风里·纪念适之先生之八》中写道:

胡先生对周作人的偏爱，是著名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跟我说:“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他在晚年是尽量搜集周作人的东西……我如果说:“不要打呀!苍蝇正在搓搓手搓搓脚呢。”（按:原文是“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他似乎就想起了苦雨庵中的老友。在他回忆的茫然的眼光里，我看出胡先生对朋友那份痴与爱。

“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这便是胡适晚年的话。当然，比鲁迅、巴金、胡适更会评判文章的人，或者自以为比鲁迅、巴金、胡适更会评判文章的人，在我们这里还是有的。但他们三位，大体上总可以代表着大多数正常人的看法吧。至于周作人本人，则似乎并不以文章为重，他在《苦口甘口·自序》中说:

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

这思想是什么样的思想呢?随后他在《两个鬼的文章》中有一概括的说明:

自己所信毕竟是神灭论与民为贵论，这便与诗趣相远，与先哲疾虚妄的精神合在一起，对于古来道德学问的传统发生怀疑。

这神灭论与民为贵论，岂不就是五四先贤追求的科学思想与民主思想么?同一篇文章中又写道:

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中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至于闲适的小品我未尝不写，却不是我主要的工作……英吉利法阑西的随笔，日本的俳文，以及中国的题跋笔记，平素也稍涉猎，很是爱好，不但爱读，也想学了做，可是自己知道性情才力都不及，写不出这种文字，只有偶然撰作一二篇，使得思路笔调变换一下，有如饭后喝一杯浓普洱茶之类而已。

如此看来，周氏自己倒未必是赞成“人归人，文归文”的，我只说他文章好，犹未免皮相。好在他一生所作三千多篇散文都摆在这里，是将它当作“道士或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还是当作“一杯浓普洱茶”，也就是说，到底同意不同意“人归人，文归文”呢，就完全在于高明的读者了。

（钟叔河，湖南平江人。1931年生，著名作家、学人、出版家。主要著作有 《从东方到西方》、《念楼集》、《天窗》、《钟叔河散文》、《念楼学短》、《学其短》等。一九八五年首倡重印周作人著作，独力编成周氏散文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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