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约定，再没机会完成

2014年12月13日，首个国家公祭日本报推出特别策划《活着》专题，报道了18位细菌战幸存者的故事点击查看原图这些老人虽然已是风烛残年，但心中的伤痛依然清晰，他们还在默默等待一个迟来的道歉。很多时候，我是眼含热泪，用颤抖的手为老人拍下也许是一生中最后的一张照片。

这些天，我陆续收到了三封被退回来的信件，都是寄出的样报。在9月3日，本报刊出了夏淑琴、李高山等26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血泪抗争的故事，我为每位老人寄送了一份报纸。

看着办公桌上被退回的信件，不禁让我心生疑惑，怎么会查无此人？地址都是仔细核实过的，甚至是对方留给我的，莫非是老人……才仅有半年的时间，我不敢再继续想下去。记者吕廷川

寻访是和历史赛跑

“估计三到五年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作为一个大的群体有可能全部消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硝烟散尽，数十年过后，遭受战争创伤的大屠杀幸存者和细菌战幸存者，如今仍健在者已经越来越少，作为摄影记者有责任记录下这些即将被湮没的历史。

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2014年3月至7月，我三次奔赴江苏省南京市，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当年9月至12月，我再次启程，深入湖南省常德，浙江省衢州、江山、金华、义乌、东阳，山东省冠县、临清等地，寻访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幸存者。

寻访这些老人犹如和死神在赛跑。期间，联系采访85岁大屠杀幸存者梅寿兰的经历始终难以忘怀，当时与其女婿梁先生已经约好采访时间，但几天后噩耗传来，5月30日晚上19时25分，老人永远地辞别了人世，再也没有机会完成那个约定了。

我是“山洞寄宅”

在江浙一带采访，由于老人们方言非常重，沟通起来十分困难。一见面，我都会自我介绍“我是山东来的记者”，对方摇摇头，我赶忙掏出记者证，对方一看笑了“你是‘山洞寄宅\’”。

在衢州沟溪乡碗窑村采访75岁的巫双良，他一生未娶，几乎从没有走出过山村，几乎一句普通话都听不懂。在他家里，刚一见面他很热情，后来他用有些疑虑的语气讲了一段当地的方言，我没有听懂更不能回答他，之后他就不再讲话而只是摇头，更不准我拍照。没有办法，我只好跑出院子来到巷子口，遇到一个抱孩子的女青年经过，便请她过来当翻译，才知道原来老人问我采访收不收费用，因为他家里没有钱。经过“翻译”告诉他不但不收任何费用，还会寄给他报纸和相片时，老人欣然接受了采访。

捡个橘子解渴

“斗罢艰险又出发，又出发，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每天背着相机奔走在城区与乡村，经常会想起这首歌。

这些幸存老人住的偏远分散，寻访过程中，我一般是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所以每次出门都要背上全部的家当——两台相机、电脑、照明灯和独脚架等摄影器材，足有40斤重的摄影包一刻不曾离身。为了赶路，我坐过摩托车，搭过拖拉机，拦过三轮车，当然最多的是乘坐出租车。在浙江衢州、金华一带寻访细菌战幸存者时，经常要去一些“车辆罕至”的偏僻村庄，先坐乡村公交车到终点站，剩下的路只好背着摄影包徒步走进去，沿途是一片片橘子林，渴了就捡几个落在树下的橘子吃。

在湖南常德采访时，正赶上降温，连续一周都在下雨，但时间紧迫，不能坐等，只好冒雨寻访，其中寻访陈国建老人的经历最难忘，他住在洞庭湖畔一处叫瓦屋垱的偏僻山村，没有通柏油路，只能踩着泥泞的小道翻山过去，鞋子早已经湿透了，冰冷的泥水泡着双脚……几次都有放弃的念头，但最终还是咬咬牙挺了下来。

由于年代久远，幸存者信息模糊，能找到幸存者成了最大的难题，社区居委会、公安派出所还有山村小学校（因为学生来自各村，信息来源多），为了一个幸存者需要多方求证、反复核实，有时候终于找到了村庄，却被告知“早已被儿子接进县城去了”，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城里的住址，却被告知“老人一年前就去世了”。

拍出带温度的照片

摄影记者，作为时代的记录者和见证者，应该把人文关怀视作一种职业态度，应该用自身的“人文关怀”去激活更多的正能量。

在即将告别的2014年，我寻访完成了《见证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录》和《活着——细菌战幸存者录》两组专题，加上2011年开始拍摄的《二战劳工幸存者》，总共寻访拍摄了100多位幸存者。

在拍摄这些经历战争伤害的老人时，首先要做到对他们的尊重，决不能为了获取刺激眼球的“冲击力”而过于渲染画面，尤其在拍摄细菌战受害者时，并没有刻意去展示伤疤，而是去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采访中，我深深的感到，这些老人虽然已是风烛之年，但心中的伤痛依然清晰，他们还在心里默默等待一个迟来的道歉。很多时候，我是眼含热泪，用颤抖的手为老人拍下也许是一生中最后的一张照片。相由心生，老人们面对镜头时那种期待的眼神，永远留在我心底，时刻撞击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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