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黄老人曾被东莞警方逼走 “我不恨小姐，恨‘保护伞\’”

东莞扫黄风暴中，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严小康、副局长卢伟琪先后被免职，身在山东老家的王秀勇老人得知后，喜笑颜开。

人称“扫黄老人”的王秀勇在东莞生活了近20年，曾绘制扫黄地图协助并督促警方扫黄，但他的“义举”没有得到相应的成效，反而在东莞因各种原因被逼得无路可走，两度退出这座让他寄托着感情的城市。

王秀勇生于“梁山好汉之乡”的郓城县，而近来他一直在反思自己的“英雄情结”，自省的同时也在观照社会。在东莞度过几乎半生，如今的王秀勇正在以局外人的眼光看着这座城市的变迁。

“好汉”发迹 在东莞落脚

在王秀勇的人生里，第一个为人所知的社会身份是艺人。但不同于邻里乡党的那些唱山东快书、说民间传奇的艺人，老王的技艺在于双脚——他儿时就落下了双手残疾。

上世纪60年代，王秀勇生于王家村的一处破败的土房子里。15岁那年，他卖了一只羊，拿着20元钱去闯世界。

王秀勇一生都脚力惊人。当他走投无路准备从南京长江大桥上跳下去时，被人拦下，并劝告可凭一技之长卖艺求生。这之后他不仅开创出了用脚写字、磨刀切菜、打扑克下棋这些技艺用于街头表演，还用这双脚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80年代，这段“信马由缰”的漂泊生涯渐入尾声。让王秀勇收住了心的，是东莞。这是1986年。

90年代中期，东莞开始添了新的景象。街面上的“夜总会”、“酒店”开始越来越多；来围观老王表演的人群里，常有出手阔绰的老板，而他们的身边时常跟随着一位打扮时髦的“年轻妇女”。“可能是为了显示大方，小姐们一示意，老板们往往就给得特别多。有一次我一下就收了800块钱。”王秀勇说。

不仅是老板，“小姐”们本身也都出手大方。在老王看来，小姐们给的钱，普遍比一般人群要多。据估算，小姐的资助，能占到他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可能是她们的钱来得容易些吧，再者她们也都出身贫困，对我特别照顾。”除了给钱，小姐们经常把吃不了的高档食品留给王秀勇，这些都让他大为感激。

“好汉”打虎

公安究竟扫不扫黄

几天前，王秀勇看到了“东莞太子酒店被央视曝光”的消息，惊得张大嘴巴。比起东莞的扫黄风暴终于来临，更让他惊奇的是，“扫黄”竟然就是从他最熟悉的地方开始的。

1996年始，王秀勇就住到了黄江镇的玉塘围村，当时，一座宏伟的“太子酒店”正在兴建中。老王当时的邻居，是一位“梁老太”——她的儿子，正是太子酒店的老板梁耀辉。王秀勇和梁耀辉并没有来往，但同梁母熟识，“她家人都很心善，常常一百一百地直接给我。我知道她儿子的酒店里是做什么的，但在那个时候，没有点‘黄\’的东西，你的酒店可能都办不下去。”老王说。

这时候，“黄”已经广为泛滥了。在王秀勇看来，“太子”都称不上是大酒店，常平、虎门、樟木头等地，都是色情重镇。

但是，由于深得其中益处，“黄”这股逆流倒从未刺痛过王秀勇的“英雄情结”。“这些东西并没有影响我，小姐和嫖客反而还对我有经济上的帮助。”

让王秀勇产生“扫黄”念头的，是2010年。当时东莞的色情业规模发展到空前的程度，3月份，时任东莞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卢伟琪抛出一个“扫黄杀手锏”：公布个人手机号码，接受市民有关涉黄涉赌线索的举报。老王对政府的这种开明政策大为看好，坐等色情业被铲除。谁知一段时间过去，他发现身边没有产生一点响动。“满世界全都是黄，我就不相信，怎么会没人举报？”老王按照报上公布的号码，真的给公安局副局长拨去了电话，但不是没人接听，就是不通，要么就是语音提示让发短信。

王秀勇心里打定了主意，他倒要看看公安局究竟扫不扫黄。

2010年5月开始，他艰难地抄起圆珠笔，在一个单线格本子上先后绘制了三张粗糙的“地图”，它们分别反映了东坑、大朗和石碣三镇的卖淫嫖娼窝点分布情况，老王叫它们“虎穴淫窝图”。之所以有“虎”，是因为该图也部分反映了当地的涉赌状况，而遍布大街小巷的老虎机正是主要赌博工具。

王秀勇就这样开始了“打虎”。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一如当年景阳冈的武松一样孤立无援。

“好汉”被打

“他们为什么能知道我的行踪？”

王秀勇找到了大朗镇公安分局，把绘制的扫黄图展示给警员看，结果被笑称“什么东西”。他叩开了石碣镇唐洪派出所的门，结果被警员好言劝告：你这么大岁数了，不要管这个好不好啦。

老王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做下去。他找来了媒体。于是在东莞和广东当地报纸和电视上，“老人绘制扫黄图”的消息不胫而走，而扫黄的希望也神奇地反映在了现实中，各镇公安真的出动警力开始扫黄。当年6月1日的东莞某报记载着一次石碣镇的扫黄行动：出动警力186人，清查出租屋346间、士多店48间、发廊12间，查处涉黄行政案件1宗。“我对那些媒体建议了，要跟随警察，监督他们扫黄。”王秀勇说，“就是这样，他们也只是抓现行，没有抓到的话，那些发廊都安然无事。”

2010年7月14日，王秀勇决定亲自监督警方。当晚8点，万江公安真的让他坐在警车里当向导，按图搜查辖区的涉黄情况。结果，他们在石美地区抓住了两对现行嫖娼。而在收队结束行动时，王秀勇发现“不对劲啊”：警察把他和那两对卖淫嫖娼人员一起，关在了押送违法人员的警车里。在归途中，颇有名气的老王被认了出来，“小姐”们冷冷的眼神“就像要吃了他”，一个嫖客不由分说一脚踹向他，如果不是双手反铐在身后以及有警员看管，当晚王秀勇难逃一劫。

谁知劫难终没逃过。一周后，万江公安分局打来电话，通知王秀勇前来领取举报奖金600元。而当他领了钱刚一走出公安局大门时，立刻被6个人团团围住，一顿暴打劈头袭来。这些人边打边用普通话叫骂，包括“叫你多管闲事”。老王的几颗牙就此留在了东莞。

“为什么这些人能找到我在哪里？他们怎么知道我在那个时间会去公安局？”王秀勇现在想来还愤愤不平。

老王的电话也不再是个人隐私。一次在石碣镇扫黄期间，他早上接到了一个恐吓电话，还没睡醒的他恍惚觉得对方已站在门口，吓得把手机掉在地上摔烂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会有他的电话。

王秀勇不仅不敢扫黄，而且连门都渐渐不敢出了。卖艺这种抛头露面的事已经和他绝缘，他只能以捡破烂为生。大部分时间，他躲在出租屋里。

他开始上访。信访维稳中心、市公安局纪委和信访办，王秀勇都去过了。他在举报材料的上面附着自己写的大字报：助警扫黄，反被警害，求奖无门，倒贴八千。对方要么表示“反映情况”而无下文，要么就是质问老王有没有“公安不作为”和“与违法人员串通”的证据。他拿不出来。

遭受“招安”

“我不恨‘小姐\’，我恨的是‘保护伞\’。”

2010年12月中旬的一天，王秀勇被叫到东莞市公安局，警员给他拿来8000元钱，说是民警们给他个人的“捐助”。老王说，这是他到市纪委去反映情况所收到的成效。

买了一张火车票，王秀勇踏上了回山东老家的路途。坐吃山空，2011年5月，王秀勇决定重新出门去生活，但头脑中第一个冒出来的目的地，仍然是东莞。在这地方住了近20年，说得一嘴还算流利的粤语，他对这个地方有太多感情。所以老王决定，就算是隐姓埋名到一家工厂去打工，也要回东莞。

6月初，他在“精至塑胶制品厂”谋得了一份看门人的工作，平安度过一段时间。谁知在2013年3月，平静再被打破。据他回忆，在一次石排镇某警务区的“搜查”中，一名陈姓警员找到了王秀勇，对方拿着老王的暂住证，看了看问道：你是那个“扫黄老人”吧？于是打电话汇报说：王秀勇在这儿工作，我们找到他了。

“在这之后，这个厂子的老板娘突然要辞退我，说‘公安的人总来烦我\’、‘我实在不敢用你了\’，还叫我别啰嗦。”王秀勇说，“我觉得，一定是那段时间我在外面被认出来，有人报给公安局了。”

这次王秀勇彻底死心了。他没有尝试去别家找工作，就再度离开了东莞。

由于中央和地方电视台的报道，此时在山东老家，王秀勇已经是全乡的名人了。

此时的王秀勇，却完全没有英雄成名、告老还乡的满足感。除了愤懑之外，他脑子里开始出现了一些反思的东西。身在东莞近20年，他深知这一行业的复杂和矛盾性。“英雄好汉，没那么简单。”他说。

东莞再也回不去了。老王回忆，他当年暗访发廊时会扮成乞丐，上门去求“小姐”施舍，而小姐们大多数都会慷慨解囊，反而一些外表光鲜的人不肯施舍。时光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80年代他初到东莞时，他始终记着“小姐”和东莞人的恩德。“我不恨‘小姐\’，我恨的是‘保护伞\’。”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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