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而深刻的记忆

当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6年到1976年，是一个十分混乱的年代，而我就在那个十年从小学念完了高中。高中毕业后，我来到原阜阳县的杨桥大队项庄，做了一名插队知青。

那是一个冬日的早晨，一向不沾公家光的父亲专门从单位要了一辆吉普车，亲自把我送到了乡下。插队时我才17岁，如今，我对自己在农村那段时光的记忆已经不多，但有两件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小牛中毒让我自责

一件事情是我亲身经历的。在说这件事之前，要提到我的室友朱洪亮。朱洪亮在家就刻苦自学，掌握了一些医疗知识，打针、挂水、针灸，都显得很专业。他随身有一个小药箱，经常义务为群众服务，庄上谁有个头疼脑热或擦破皮的，根本不用去大队卫生所。靠着实干，他后来被推选为生产队的副队长。

言归正传，说说我记忆深刻的那件事。那是在春天棉花栽种的季节，那天，按队里安排，知青点宿舍门前塘边放置了一口铁锅，我们几个知青负责用农药“乐果”进行棉种浸泡。到了下午，我们几个在知青点正房门内一边打牌玩，一边关照着浸种，正玩在兴头上，突然，冲门坐的訾军高喊了声：“不好！”原来，从知青点背面的生产队牛舍里跑出一头小牛来，径直走向了那口大锅！

我们几乎同时跳起来，将手中的牌甩落一地，快速窜出去，边哄边吓，将已经把头伸进锅内的小牛推开。然而，大家从小牛的口中闻到了浓烈的农药味——“坏了，牛舔了农药棉种！”

那年头，牛可是生产队里很重要的集体财产，是庄户人家宝贵的生产资料，是社员群众的心头肉啊！

慌乱中，有人喊道：赶快用水给牛洗胃。朱洪亮急匆匆地回屋拎出他的药箱，取出一盒硫酸阿托品，全部敲开，熟练地注射到牛身上，边注射嘴里还嘟囔着：“就剩下这一盒了，人用的，药剂量太小，怕不顶用。”

同时，人们也开始用水为牛灌肠洗胃。然而，这时，小牛已经全身抽搐，呈现出明显的中毒症状，它瞪大的眼睛里闪动着泪花，口中发出阵阵哀鸣。

老队长闻讯赶到，那时，既没有电话，队里也没人有自行车，我被安排到离我们庄约4里地的另一村庄请大队的一名兽医。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奔跑在乡间的小路上，等把兽医请来时，天已经黑了下来，距离小牛中毒已经一个多小时，那头小牛早已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了，几个社员连同老饲养员正含泪为其挖着深坑，准备将其掩埋。当时场景，让人唏嘘不已。

这件事，尽管人们只是把它当成一次意外，但后来我每每想起，心中多少有些愧疚感——假如当时我们几个人不是在打牌，假如我们能坐在靠锅近一些的位置仔细照看，就不会发生小牛中毒事件，待那头牛长大后，就能为集体生产出一份力。所以，有一种莫名的自责曾缠绕在我心中很长时间。

一句戏言引发的悲剧

还有一件事，是我刚到农村时，社员群众和老知青悄悄告诉我的。

那是一个让人现在听起来感到不可思议的事件：事情也就发生在我插队的前一年，本庄有个成份不好且儿子早年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的老头，在大队卫生所当医生，一天，有人抽烟问其借火柴，问：“有火没有？”老头随口说了句：“有，烧到北京都够。”

就这句话，在那个年代，被人上纲上线，认为是反动地主亡我之心不死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结果，老头被关进大队部一间房子内，逼其交代反动思想，接受批斗。当时，大队已准备向公社和县里上报。也许是“为何不说火烧到台湾都够而偏说可以烧到北京”的质问，让老头无法辩解清楚，也许是受到的屈辱让他实在难以忍受，当夜，老头将大队部的土坯房掏开了一个洞，逃回庄上，未踏进自己家门，就在庄东头的一个歪脖子树上吊死了。我落户到那个知青点时，那棵歪脖子树依然孤零零地立在村东头的麦田里，象是对着所有经过这里的人们诉说一个曾经发生的故事。

时至今日，谁也说不清楚那可怜的老头当初冒出那句话时的心境和主观想法，但一句话就可以让人遭受灭顶之灾甚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年代，的确让人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不寒而栗。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老头的儿子——那个台湾老兵踏上了回乡探亲之路，他以平静的心态接受了父亲是那样亡故的事实，因为谁都清楚，在那个极不正常的年代，许多事情并不单是哪家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悲剧。好在，拨乱反正之后，那个极左年代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了。如今，法律制度日臻完善，社会的包容度也越来越高，公民享有了越来越充分的言论自由，真是让我们感到国家幸甚，百姓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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