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贝克特之前

秦文江，可能是这个名字，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十三四岁左右，正读初中，也不知道哪来的老气横秋，经常会拉着父亲问一些祖上家长里短的故事。秦文江就是其中的一个，祖父读私塾时的同学，两人相交多年，惺惺相惜。后来他去了台湾，据父亲说，祖父当年也差点步了他的后尘。

有时候是在雨滴从密渐疏的屋檐下，有时候是在田垄地头干活的间歇里，有时候是在他一人独酌的酒桌前，我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问，从父亲断断续续、东拼西凑的话语里，我努力想象着秦文江的模样和事迹。大部分时候父亲都语焉不详，只知大概有这么个人，他也没亲见过，无从谈起记忆，不过偶尔他也会冒出一两个细节。大概前后有好几年，我和他的聊天一直就围绕着秦文江这个人。

现在回忆起来这一段经历，如果要拿来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相比，或许有些牵强，但也不是全然没有相似之处。我与父亲虽然不是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那样的流浪汉，也不像他们那样没事找事、没话找话，吵架，上吊，啃胡萝卜，穿靴子，脱靴子……我们也没有再等秦文江，但他的确和戈多一样从未出场。

的确，我们是在谈论一个从来不会到场的人，一件谁也没有来、谁也没有去、什么也没有发生的事——但这并非是我和父亲无聊，我们也不是要像贝克特那样去表现无聊和荒诞，父亲终其一生也不知道贝克特何许人也。不过，在读过贝克特的剧本后再重新检视这件事，或许有那么一点意思。而事实上，随着我们文明化——也是无聊化——程度的确越来越高，此类事情出场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譬如在酒桌上，两个人唇枪舌剑地说了许多，但彼此都并不入心，而是表演给其他人看的；譬如你厌倦了日常，从万家灯火中走到人迹罕至之处，却发现远方并不在远方；再譬如你习惯了待在人群中，慢慢却发现热闹是最大的孤独。

贝克特，在我所看到的照片中，永远都是一副刀削斧劈般的沧桑面貌，但却丝毫不见一点老人味，苍鹰一样的眼神和皮包肉的瘦削，让他看上去有一种洞见和清醒——不过事实上也是，20世纪上半叶现代社会顶峰状态下人类的无聊和荒诞在他的镜子里如此清晰，而这一点我们要过很多很多年后才能彼此烛照。

晚了几十上百年的，不单单是物质和社会状态，更多的是人的感受，以及表达或文学。置身于一个乡土人情味道依然浓厚的中国社会之中，我们或可以尝试着理解贝克特戏剧中的诸般况味，但是依然还缺少那样的土壤——于真实生活而言，那样的土壤也并非好事，不过事实上那样的土壤的确正在奔向我们。同时我们更缺少的，是像之于贝克特那样的乔伊斯、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的文学传统。

也许就像李劼说的那样，贝克特既有乔伊斯的洞若观火，又在冷峻的洞察中掺有普鲁斯特的诗意，而戏剧的舞台背景则是艾略特的那片荒原，就他们那代人而言，贝克特是最后一个天才，仿佛该说的都让别人说完了，贝克特不过是上前画了一个句号罢了。绝望的、荒诞的、无意义的现实生活，或者写尽了的已经穷途末路的小说、戏剧等文学，以贝克特为原点，正在四散着向世人席卷而来。

从都柏林，到巴黎，到整个欧洲，到美国，然后漂洋过海地朝我们而来。我们等着，等着，马上也要被裹挟进去。而在此之前，我们还有什么要做和能做的？也许，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充满传统价值和意趣的世界越来越远离而去。

其实，秦文江的故事还没讲完。2012年元旦，我去了一趟台湾，在灯火霓虹的台北和散发着泥土气息的雾社，我还念叨着“秦文江”那个名字——这已经是父亲去世三年之后了，事实上秦文江可能也早已经去世了，如果尚在人世，按和我祖父同龄来算，那几乎是百岁高龄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我早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而关注的这个人，在今生今世就只能是一个无尽无望的彼岸。

对于秦文江，我并没有要等待，父亲也没有。但事到如今，这一场加长版的、另一种意味的《等待戈多》的确在现实中上演了，演员和观众都是我自己。

现在我和贝克特一样，也觉得等一个人或一种人生是无果之局——荒诞，无聊，彻头彻尾；但不一样的是，在还没有成为贝克特之前，在贝克特的土壤还没有席卷我们之前，我还是想抓住点什么——至于能否抓到，那是另一回事。（作者系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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