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攀枝花的公益“革命”

“圆梦行动”是攀枝花首个由新闻媒体与社会团体发起的公益慈善行动，让资助者自己花自己的钱，这种“一对一”“一对多”的模式充满巧思，为深陷困境的慈善业带来启示。

□本报记者 潘芝

从偶然的一次采访到成为攀枝花一个持续的公益慈善行动，从几个到数百个捐资者，从资助十几个到一百多个贫困学子，7年来，这个由媒体与社会团体发起的公益慈善“圆梦行动”，历经锤炼，在民间慢慢壮大，成为有“名”的慈善爱心品牌。

一个曾经十分陌生的助学行动，如何能够得到大家普遍认可，“圆梦行动”为何经久不衰，年年持续增长？为何能长时间保持良好的公信力？其中的秘诀，或许是我们慈善业健康发展的启示。

■目的纯粹

贫困学子是获资助对象

捐资助学遵循自发、自愿、自由原则

回顾7年的足迹，“圆梦行动”团队成员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最根本的就是自发、自愿、自由及公开透明。

2005年，一次意外采访让《攀枝花晚报》把目光聚集在了高考贫困学子身上。“很多高考孩子的家庭状况让人触目惊心！”首次参与报道的晚报记者周琼说。此后，《攀枝花晚报》一直在想法帮助这些成绩优秀的小孩，但仅凭一家之力深感有限，需要与第三方谋求合作。

而此时，一直致力于搞助学活动的市总会在帮助特困职工家庭子女上大学活动中也面临困境。这个由市总工会筹资的助学活动，从某一方面来说有些“摊派”的意味，各工会组织筹集的资金很有限，而每年新增的贫困孩子却越来越多，想要帮助所有的孩子面临“瓶颈”。

双方在摸索中不谋而合形成共识：捐资助学有时候不是一个人或单方面的行动，而是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走多元合作之路。

两个“武功”派别截然不同的单位开始寻求深度合作，希望发挥彼此互补的加法、乘法效果。

2005年7月，《攀枝花晚报》与市总工会牵手，第一届“圆梦行动”在高考结束后推出。这是攀枝花首度由新闻媒体与社会团体共同发起的公益行动。

“圆梦行动”要求捐资助学严格遵循自发、自愿、自由的原则，既尊重捐资者意愿，也尊重受捐者意愿——凡是愿意接受捐赠并接受媒体报道与监督的高考贫困学子都可以参与，不愿意的可不参与。

“一对一”的助学模式就此确立：“圆梦行动”牵桥搭线，市总工会与教育等部门沟通推荐符合受助的对象，经各级工会面谈，鳞选与审核，最后确定提供受助对象；然后受助者由《攀枝花晚报》派记者采访报道，爱心者自愿加入，提供“一对一”的资助。

首届圆梦行动中，《攀枝花晚报》连篇推出45名贫困学子盼望上大学的故事，在27天里每天与市民见面，学子们的艰难，他们面对未来的坚强自立与刻苦乐观被真实地记录。故事感动着攀枝花人，40多万元的捐款无声汇聚。

此后，“圆梦行动”的影响与规模逐渐扩大，市总工会利用自己的组织优势不断创新，将贫困学子的受助面从城市拓展到农村，从特困职工家庭子女延伸到农村低保户子女。《攀枝花晚报》则从版面、报道形式、内容上进行创新升级。

2008年，在汶川大地震与攀枝花“8·30”地震捐款不断的大形势下，“圆梦行动”收到97万余元捐款；2009年，捐款突破100万元；今年，在郭美美事件对公益慈善公信力的质疑声中，捐款达到157万元。7年来，累计收到捐资700多万元，先后资助685名贫困学子圆梦大学。

此前，一些捐资者为了不让钱打水漂，点明要资助比较优秀的孩子。

“随着行动的开展，‘圆梦行动\’团队在牵线搭桥中传递着这样一种观念，生活中，人们对那些不太优秀的孩子有太多的冷漠和偏见，我们不能再加入这样的行列。”

市总工会副主席谢强说：“资助一个孩子是因为他贫困，优秀学生值得我们去帮助，但不太优秀的学生我们也应该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个机会。”

在市总工会的引导下，“一对多”的资助模式也开始建立，即所谓的不定向分配——当一个孩子受助的资金已足够多时，市总工会通过与捐助者协商，将资助金分配给其他学生。

历经时间考验，“圆梦行动”的目的更加纯粹：圆梦就是决不让一个贫困学子辍学，决不让一个贫困家庭失望；圆梦就是让孩子知道有人关心他，长大后也知道去关心别人；圆梦不仅是圆孩子的一个大学梦，更是圆捐资者一个爱心梦。

■账目“阳光”

资助者与受助人直接对接

新闻媒体担起监督职能

普通的民众、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体协会、市领导……随着众多资助者的加入和大量孩子获助，“圆梦行动”的影响力渐渐扩大。

回顾7年走过的历程，谢强说：“我们从社会获得的任何捐款，哪怕是一分钱都有据可查。7年来，‘圆梦行动\’团队坚持‘一对一\’、‘一对多\’的助学模式，让资助者自己花自己的钱。团队手脚干净，不从中截留任何一分钱，这是公益慈善能够年年上台阶的重要因素。”

目前，我国的慈善行业大多采取“资助者—受托机构—受助者”模式，即资助者通过捐助，将财物捐给慈善组织，再由慈善组织统一分配财物。这种模式的缺点在于，中间受托环节运作成本大，资金很难得到有效的监管，公信力容易遭到质疑。这也是某些公益组织为社会所诟病的原因。

与现有的助学团队相比，“圆梦行动”省略了受托机构环节，两家单位共同承担起桥梁的角色，让资助者与受助人直接对接，资助者自己花自己的钱。同时，媒体更是担起了监督的职能。

“我们只是搭桥，钱物非常公开透明，公信力比较高。”市总工会保障法工部主任王莉坦言。

有人提出质疑，“圆梦行动”这些为数不小的行政费用从何而来？

谢强介绍，所有费用都由团队主办方各自承担：市总工会利用各级工会组织，对考取院校并拿到录取通知书且愿意接受资助的贫困学子进行层层把关、审核、筛选，最终确定受助人员。对所有受助对象建立档案，核实每一笔捐款的流向，并让捐款分配得更加合理与公正。

《攀枝花晚报》则承担着“圆梦行动”宣传报道的所有成本。报社根据名单，选派记者深入农村、工厂等贫困学子家中，与被采访者面对面交谈，挖掘他们的故事并无偿刊登。每收到一笔捐款，都在第一时间刊登在《攀枝花晚报》固定版面，从当初的几个版到现在的70多个版面，巨大成本后彰显着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与民生情怀。

9月28日，在市总工会保障法工部内，记者看到，7年时间里受资助的685个孩子个个都建有档案，每个档案上除了孩子的地址、家境、个性、容貌、需求等等外，在空白处，还有一些密密麻麻的审核意见。

市总工会保障法工部的工作人员说起这些孩子，都记得非常清楚。

正如工作人员所说，“阳光运行”取决于他们细致的行动，不能让自己的任何一步成为公众的诟病。

■前路漫漫

志向是让捐资助学无边界

障碍是难以获得法律和政策支持

说起“圆梦行动”七年的历程，谢强用了一句“无限感动，一言难尽”来概括。

谢强说，“圆梦行动”从某一方面来说成为了贫困学子的“家”，可却没有成为捐资者的“家”，公益慈善活动凸显现实困境。“多年里，我们坚持直接捐赠，为热心人和有困难的人提供牵线搭桥的服务，因而，我们能一直得到社会的认同和响应，持续地发展到今天。但是有很多时候，一些政府部门不认同公益慈善活动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意义和作用，会出现一些障碍。”

他举例说，比如，一些企业、单位、协会在拿出很大一笔资金无偿资助这些贫困学子时，却面临政策的尴尬。因为是公益慈善活动，没有名份。虽出具了正规的财政监制的非经营性收据，但却不能计入企业成本，享受一些政策层面的优惠。企业虽说都是无偿资助，但能够获得一份心理认同有助于动员更多的力量参与公益慈善。而想要寻求一个合法身份，与官方的慈善机构享受同等待遇，却障碍重重，门槛较高，存在制度困境——民间助学团体没有业务主管部门，也没有行业归属，没人管，也就没法登记。而这就需要政府的支持，关键在于要放开公益组织的合法登记，以法赋权。

对于“圆梦行动”未来的发展，《攀枝花晚报》总编辑曹习斌说，“圆梦行动”除了提供贫困学子助学金等各种资源协助外，也进一步希望建立“回馈”制度，让受助者自立后也能回馈帮助更多人，发动更多的人以直接捐助的方式帮助身边的各种弱势群体，让捐资助学无边界，共画一个“同心圆”。

记者在市总工会采访时，一名受资助的孩子向市总工会写来一封感谢信，感谢“圆梦行动”给她创造的机会，并汇报了自己的近况和学习成绩。她在信中说，“圆梦行动”团队就像是她们的另一个家，有了这个家，再大的风雨都能扛过。

保障法工部工作人员说，希望受捐助的孩子知恩回报，做一个有良好品德的人。因此，每到逢年过节时，他们都会像家人一样，提醒这些孩子向那些资助他们的好心人报个平安，发发短信，说声祝福等等。而捐助中，有80%的人不愿留名，市总工会工作人员都会不定期打电话或通过网络将孩子的情况告之于他们。

近日里，《攀枝花晚报》将用3个整版无偿刊登2011年“圆梦行动”定向与不定向捐款明细和不定向捐款分配明细。明细表内，每一位捐资者姓名、捐款金额；每一个受助学生、受助金额，录取院校及专业、家庭住址都清晰可查，一个个数字背后是真情与责任，一切都真实地呈现。

这是“圆梦行动”的又一个创举，主办方《攀枝花晚报》和市总工会希望透过自己细致的行动，公开接受广大市民的监督，让行动更加公正透明，让捐资者和受捐者心里都有一本“明白账”，了解资金的流向，了解受捐者的情况，并让这样的了解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让助学成为更多人的一种行动与习惯。

近日，居住成都，持续七年捐资“圆梦行动”的退休老教师李朝曼老师在电话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只要‘圆梦行动\’一直办下去，我就会在助学的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李老师是一个很朴实的人，靠着自己的退休工资，赡养着自己瘫痪的母亲，日子并不宽裕，但他相信“圆梦行动”，相信爱的力量。

和李老师一样，很多留名或不留名的捐助者说，因为有了“圆梦行动”这个平台，助学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生活自从有了助学很充实，与其说是那些贫困孩子需要他们，不如说是他们需要孩子。因为帮助这些孩子，让他们感到快乐。圆他们一个大学梦，更是圆自己一个安心梦。

（本版图片由唐娟、宋俊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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