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文五月的攀枝花可谓热翻了天即便清晨上班也立马冒

□陈建文

五月的攀枝花，可谓热翻了天。即便清晨上班，也立马冒汗。教室虽有六台吊扇不停吹，仍热浪袭人。学生没精神，教师卯足劲，仍是欲睡昏昏。

这令我想起四五十年前老家川东古镇的暑热来。

如果说攀枝花的热仅汗流浃背，那么，老家的热则是汗“一网一网地垮”。从头顶盖过眼睑流至嘴边掉于地面，吧嗒脆响。全身的汗不是在流，而是不断往外冒。古镇教室亦有盏电扇，形似直升机桨的三块叶片，其叶片时转时停，仿佛随时会飞下割人。室外杂树蒿草，知了单调地叫，太阳火辣地照，我等却不能睡觉。因“学习是为祖国明天更好”。

上世纪60年代初，百姓相当贫苦，少有孩童只管读书不做家务。但凡放学和礼拜天，皆是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时间。与大自然接触事颇多，诸如下野力，拾柴禾。

拾柴禾除到野外割杂草，便是帮城外农场掰苞谷。七月的苞谷地，闷热如把桑拿洗。尘土与苞谷须，抖进脖颈里，与汗流合一，奇痒无比。背心擦来不及，将竹片弯半圆，拿它刮汗，快捷舒坦。苞谷棒掰好，装满大背筐，厥着屁股背进农场。再坐于土屋苞谷堆，用铁丝、钉子或手捋，捋掉苞谷粒，苞谷芯则归己。可那土屋灰尘泛起极不透气，与现在教室那点热不是等量级。倘竹弓刮汗劲用过了，脸脚就划出血道，蚊虫见血猛叮咬，你左右开弓乱扇乱挠。待出土屋，周身痱子，额角起包。现在学生体会不到，即使辛劳，“稀饭、红苕仍不能随便舀”是啥味道。

另外就是三伏天到河边上船挑煤炭。驳船靠岸，则需我大小棒棒上船去担。船沿放两块窄跳板，太阳刺眼，挑担过跳板，极难睁眼，稍不注意即会掉进河，还得赔煤钱。

下了跳板，便是爬河岸。河岸几乎没路，皆为沙石陡坡。脚趾得狠命抠住地，否则仍会滑下河。故棒棒大都打赤脚。上得河岸，是大片白沙滩。我们挑起煤炭，赤裸脚板，必须飞快往前翻。不然，会烫伤脚板。跑过沙滩，又是碎石坡坎，高且弯。而碎石极硌脚，更像在火炭上烙，脚底冒出烧猪皮的糊焦。坡坎爬完，才见古镇青石板路面。路口凭生俩黄果树，枝繁叶茂，异常古老，正好于此歇脚。得河风点点，享受赛神仙。脱下短衫，能拧出汗水半碗。

嗓子发干，坡上瓦屋前早排出凉水摊，一分一碗。挑煤百余斤，爬坡上坎两里半，仅七分力钱——少有人能喝起，喝得起谁还下野力？而三伏天，河水暴涨，浑黄如泥浆，我们便在河边刨个坑，让河水渗进，渗进的河水比较清。待空担上船前，跑来喝一盘。肚儿喝滚圆，打着水嗝去挑担。

三伏天最易中暑，老家叫“发痧”。有时挑担，眼瞅棒棒说倒就倒。咋办？抬至阴凉坝，在其鼻梁、后背撒些凉水，用手指狠命掐。被掐处，由红变青，由青变乌，掐得四处黑乌，黑血渗出。中暑者居然回转，擦把汗，又去挑担。

古镇夜晚，屋内湿热难入眠。每到黄昏，得先洒水，把街道扫净。各家拖出竹席或簸干，铺于街沿，再点几堆熏烟。劳累了一天，男人便端个茶碗抽根叶子烟，躺于簸干张嘴扯扑鼾；女人聚一起，奶娃儿、拉鞋底，对着路灯补旧衣。细娃则借着月光踢毽子、“修房子”。疲乏躺于凉席上，听乡邻摆家常。略记同街坊有位叫金元虎的棒棒，颇会说书，最喜讲《水浒》。大人小孩聚于簸干前，围个大圆，听他神侃“孙二娘开黑店”。

抬望眼，是月亮的浑圆和天空的湛蓝；近处看，整条街面被乡邻横七竖八躺个满。迷糊间，除却金元虎的评书，还夹杂蛐蛐的嘶叫，蚊虫的袭扰，以及肚儿的空嚎。不知不觉，古镇人全睡着。梦中，我化为蝶鸟，天庭翔翱。那里，炊烟袅袅，吉云缭绕。不但“帽儿头”（白米干饭）随便舀，而且有个水帘洞般的大冰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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