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隆庆研究正误考（下）

□刘庆华

四、对攀枝花磁铁矿区深入调查的记载

有资料称“1942年2月，常隆庆等同中央地质调查所李善邦、秦馨菱、陈正、汤克诚、郭文魁、徐克勤以及益门煤矿矿长、开采工程师王徵之等，考察探测攀枝花的铁矿，对攀枝花铁矿的品位、储量、办矿条件和地址等进行现场鉴定。由秦馨菱、李善邦做磁法测量，此为当时中国最早的磁法测量，肯定了磁异常。陈正鉴定和向当局上报在攀枝花发现大型钒钛磁铁矿的消息，恳请当局早日开发。请王徵之初步实施开办煤矿方案，一俟当局批准开发攀枝花磁铁矿，要绝对保证炼铁、发电用煤的需要；常隆庆通盘考虑和制定开发攀枝花的具体规划和方案，从西昌行辕的角度敦促当局予以实施。并由常隆庆牵头写成《攀枝花磁铁矿探测调查》。”还有的资料称这次调查工作是“应常隆庆之邀”而进行的。

以上资料言之凿凿，情节也十分详细生动，但是却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根据雷孝实《会理矿业考查经过》记载，事实是1941年2月底至3月底，西昌行辕经济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雷宝华和行辕专员、委员会常务委员常隆庆，在夷门煤矿矿长王徵之、裕元矿业公司总工程师雷漱云陪同下，“考查会理县各矿区，研讨其地质矿床情形。”《中国矿床发现史（四川卷）》中，有二段关于此事的记载。一是“1941年春，李善邦、秦馨菱到攀枝花铁矿进行物探磁法勘查，并采7件铁矿样品，经化验分析为：全铁51%，二氧化钛16%，三氧化二铝9%。李善邦采集的铁矿标本，经程裕淇进行鉴定研究，首先发现了钛铁矿。李、秦这次调查，正式提出倒马坎有磁铁矿。估计铁矿石储量1600万吨（贫矿未计）”。李善邦、秦馨菱二人是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学家，调查后著有《西康盐边第三区攀枝花倒马坎铁矿》。二是“1943年8月，陈正、薛承奉受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李赓阳之命，到攀枝花、倒马坎钛磁铁矿做调查，著有《西康盐边县攀枝花倒马坎钛铁矿》。在‘绪言\’中记载：‘本矿床地处边荒，历来湮没无闻，1939年常隆庆、刘之祥二氏踏勘西康宁属矿产时，首先发现，其后陆续至此调查者有汤克成、姚瑞开、李善邦、秦馨菱诸氏，关于矿床情况乃渐明了。’陈正、薛承奉对矿石物质进行研究后认为铁矿石矿物成分以磁铁矿与钛铁矿为主，并对兰家火山、尖包包、倒马坎的矿体做了简述，估计铁矿石储量2100万吨。”陈正、薛承奉为武汉大学地质教授，他们是利用暑期前来考察的，当非奉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之命的行为。

显然，这些史料表明，这是相隔两年，人员组成完全不同的三次调查，其中雷宝华、常隆庆等人会理矿区考查，则与攀枝花磁铁矿完全无关。查阅常的自传等资料，也均未见其提及与李善邦、秦馨菱，或者与陈正、薛承奉在攀枝花磁铁矿区进行合作探测调查等情。是否合作，是否有后期工作安排，迄今无确切史料可以印证。但是常隆庆与上述诸多专家同时进行考察调查，则当其为讹传。

五、对《攀枝花磁铁矿探测调查》作者的质疑

1942年2月，署名为常隆庆、刘之祥、李善邦、秦馨菱的《攀枝花磁铁矿探测调查》一文在《公告》283卷上发表。

查阅相关资料，均未见常隆庆对此事有任何记载。对比《攀枝花磁铁矿探测调查》一文与常隆庆历年撰写的其他调查报告，发现从文章结构、行文方式、遣词造句以及使用度量衡单位诸方面，此文均与常隆庆以往文稿有较大差异。以攀枝花矿区地名为例，《调查》中称兰家火山为“兰家河山”，而常在1940年《盐边盐源华坪永胜等县矿产调查报告》中未曾使用“兰家河山”地名，均称其为“营盘山”或“乱崖”。储量计算方面，《调查》中均是先介绍计算方法，然后直接报出储量数据，而常一贯都是以列出算式和演算过程再得出计算结果。度量衡单位使用方面，《调查》中均用“公尺”，而常在宁属各项报告中大都是使用“米”，偶尔也有使用“尺、丈”，而鲜有使用“公尺”者。特别是文中还有“兹将中央地质调查所李善邦、秦馨菱等估计三处之储量，分述如下”等语，说明此文应该是由李善邦、秦馨菱执笔，他们在这里刻意强调常隆庆第一作者的身份，反倒蛇足。

然而以常隆庆为第一作者发表这篇《攀枝花磁铁矿探测调查》，却是不争的事实，把常隆庆名字列于主要作者位置，当是获得常隆庆首肯。究其原因，可能有三：1、常隆庆是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前身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的前辈，知名地质学家，并且和中央地质调查所长期保持合作关系，加之曾多次深入宁属调查地质矿产，对宁属情况十分熟悉，李、秦二人尊重先生，请先生领衔署名，合乎情理；2、常隆庆和刘之祥是攀枝花磁铁矿的最早发现人之一，《调查》又引用了常、刘二人攀枝花磁铁矿调查的若干成果，把常、刘都列为《调查》作者，也合乎常理；3、常隆庆是西昌行辕专员，作者自然也希望通过他“通盘考虑和制定开发攀枝花的具体规划和方案，从西昌行辕的角度敦促当局予以实施”，能把这些意见上达天听，以便及早开发攀枝花磁铁矿。因此以常隆庆为《攀枝花磁铁矿探测调查》第一作者，也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的。

六、关于常隆庆对发展水上运输的说法

有文献称，常隆庆在《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一文中写道：“攀枝花取矿极易，办矿条件极优，而水上交通也极现成。陶家渡至鱼鲊九十里之江水，浪遏水顺，举舟一日可达。如此便事，弃之无理。”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和多家网站也予以引述转载。

常隆庆1933年底完成叠溪地震灾区调查后，先后发表《四川叠溪地震区调查记》（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4.1）和《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丛刊》，1934.5）。在进行本研究时，我们查阅《四川叠溪地震区调查记》和《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原文，均未发现有上述这段文字，并且在1934年5月以前，常隆庆从未涉足宁属地区。而策划开发金沙江水上运输，则是在抗战中期政府着手建设抗战大后方工业区时的事，特别是在常隆庆1939年发现那拉箐煤田、1940年和刘之祥、汤克成等人先后发现攀枝花磁铁矿后，才可能出现“陶家渡”和“攀枝花”等矿区地名。叠溪地震和开发金沙江水运是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在时间上前后相隔也长达六七年之久。

这段文字出处待考，但是类似的意见，在常隆庆的《云南永仁那拉菁煤田报告》（1939.12）、《盐边盐源华坪永胜等县矿产调查报告》（1940.10）和《攀枝花磁铁矿探测调查》(1942.2)中，均有许多详细的表述，唯独与叠溪地震调查的两篇文章毫无关系。

七、关于“弄弄坪”地名的由来

今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主厂区位于弄弄坪。其地名“弄弄坪”来历，众说纷纭。据史学家王文君先生考证，原来该地被称为“糯弄”，源于明洪武年间从云南景东迁居到盐边的傣族人之傣语，为“大竹”、“大笋”之意。《盐源县志》《大姚县志》均有记载，在《盐源县志 舆地志 乡甲》中，“糯弄”为金沙江北岸盐源县南端的十三个“联团”之一，该地还有“糯弄沟”和“糯弄渡”等小地名，“糯弄”之西有荷花池景点。“糯弄”演变成“弄弄坪”，极有可能是由于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发音差异，为常隆庆先生所误记的缘故。

“弄弄坪”作为地名第一次见诸书籍，当在1936年常隆庆《宁属七县地质矿产》一书中。该书第三章第五节“会理到盐边”中写道，“由倮果向西南行，至迷地，乃折向西北，到马坎，又折向西南经马颈子烂泥田到弄弄坪，均系沿金沙江左岸而行。”1940年底常隆庆把“弄弄坪沙金”作为盐边县重要矿产地之一，收入《盐边盐源华坪永胜等县矿产调查报告》中，并对弄弄坪地形地貌做了详细而准确的描述：“弄弄坪在盐边东南165里，新庄之东15里，金沙江自西流来，至新庄下流3里至那拉桥，即往南绕弄弄坪成一弧形地，仁和河自南流来，亦自此弧形地之中点流入金沙江。此弧形地为一平展之台地，近山部分，稍有丘陵，长约七里，宽约四里，高出江面约一百米。在平原之西侧，有小溪自山中流出，自那拉桥入金沙江，其东侧亦有小溪，自烂泥田流出，惟流量稍小。”平原西侧小溪即为“糯弄沟”，也就是今之弄弄沟。

弄弄坪盛产沙金，对其成因，常隆庆在《盐边盐源华坪永胜等县矿产调查报告》中介绍甚详：“弄弄坪在古昔为一宽展之河谷，水流至此，速度骤然变缓，其中所夹之沙石及金粒，遂停积于此，又以适当两河合口处，冲积物遂较多，故在此地造成广大之冲积地。又此区附近多为花刚岩及侏罗纪地层，变质岩所成之千枚岩绿泥石片岩蛇纹石片岩等，往往为含金石英脉所穿透，风化之后随山坠积，逐水漂下，在此水流较缓之地，即行停积成为沙金矿床。金沙江之冲刷能力，在此区甚为伟大，岩块及金属块坠入其中，经其摩擦，短距离内即可碎为细末，不易停积，故非在河道纡迥水流骤缓之地，不能使水中杂质停积。又若此诸杂质之来源，距原产金地太远，则沙砾甚为冗细，其含金成分亦将甚低。今弄弄坪之冲积层，常与较为粗大之砾石层相间成层，可知其来源不至甚远，而多属来自附近之原产金地带者，故此地当有较为丰富之沙金矿床。”因此他提出建议：“此金矿区范围既大，成层亦厚，有经营价值，又以尚无人注意，矿区保存完好，可先详探一度，再用有系统之方法逐段开采，采尽一段再开采其次，则既可尽地利，亦便于推进工程。惟若用土法开采，则弄弄坪水流极缺，须将西侧溪水引至坪上，方能施行淘金工作也。”

从这一点意义上说，如今的攀钢公司，竟是一座建筑在金山上的现代化钢铁企业！

迄今为止，我们查得弄弄坪地名最早见诸地图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第一处1939年7月编绘的盐边县1：30万地图。该地图收入1940年4月出版的《川康边政资料辑要》中。与弄弄坪同时出现在该地图中的，还有攀枝花市至今仍然沿用的烂泥田、大渡口、攀枝花和岔河等地名。

如今，在弄弄坪这块台地上建成的“微雕钢城”已举世闻名，常隆庆这个美丽的“笔误”也被固化在历史的教科书中，“弄弄坪”名扬世界，常隆庆之功盖莫大焉。

攀西地区地名之演变，多有故事传说，本文不多赘述，仅以弄弄坪一处例之。

史实考证是项细致活儿，研究者不能不察，本作者愿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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