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灶具的变迁,我家灶具的变迁

阳煤平原 李世荣

圣诞节前夕，我正准备去参加我们公司组织的文艺活动，母亲打电话叫我过去吃饭，说：“今天冬至，给你包了最爱吃的韭菜馅水饺。”我一听就高高兴兴去了。我的电动车在父母居住的小院天井里还没有停稳，就听见母亲在屋里给父亲下“命令”：“荣儿来了，快，帮我打开电磁炉。”不到一刻钟，母亲就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水饺，放在了我的面前。门外寒风刺骨，室内我和父母三人吃着水饺，气氛热烈温暖。看着父母幸福、满足的表情，我不由忆起小时候母亲使用大锅头做饭时的情景。

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农村还是大集体，在家务农的父母拉扯着我们姊妹四个靠挣工分过活儿。在那个物质极度困乏的年代，一个农村娃最向往的幸福往往是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签子馒头和一根缸腌的小白菜叶子，炫耀性地在小伙伴们中间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平日里吃得最多的还是母亲用大锅溜的杂面饼子。大锅头是用泥土和土坯垒的，在屋内靠南墙，前头连着土炕。一家七口人每天相当一部分时间都是围着锅头转，早晚一般都是喝玉米粥，只有中午才能吃上母亲用地瓜干、玉米面及少量白面蒸的饼子或窝窝头。后来，经济条件好些了，父亲拆了土炕和锅头，改用砖砌，锅头边上和前脸还镶了瓷砖，比原来漂亮了许多，因为锅头上部外方内圆，四角的边上可以放炊具，人们便改叫灶台了。一次和母亲去赶集，买回来一个铝锅盖，人们叫“一掀得”，比原来笨重的两扇式木质锅盖轻便了许多。那时我六七岁，常常围着母亲亲手缝制的花围裙帮着拉风箱，灶膛里棒瓤、树枝燃起的火苗一蹿一蹿的，仿佛无数个精灵在跳舞，给童年的我带来了无穷的想象和乐趣。我十岁那年，为了供我们姊妹四个读书，一向老实巴交挣工分的父母，被迫做起了生意——沿村叫卖签子馍馍。一笼笼白生生的馍馍被父亲用一辆破自行车驮出了家门，母亲却从不舍得给孩子们尝一个。唯一有资格享受这一“美食”的是70多岁的奶奶。有时候，在母亲不注意时，奶奶会偷偷分给孩子们。

后来，村里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虽然家里还是那三间土坯房，但做饭却用上了煤球炉，从此，家里用柴禾烧锅做饭的历史宣告结束。煤球炉的好处是，锅里盛上水淘上米即可，人们可以同时做别的事情，部分解放了人的手脚，冬天把烟筒接长一些还可以取暖。

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塞北江南，家乡人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同时，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许多农村娃考上了大学，走出了父辈终年厮守的土地。我们姊妹四个有幸顺利通过了高考，并陆续在城里安家立业。哥哥是一所师范学校的骨干教师，嫂子青岛商校毕业，人特漂亮贤惠，姐姐在市房管局担任领导工作，妹妹成了一个白衣天使。隔一段时间，在市里上班的姐夫和妹夫，经常会把父母接过去住上一段时间。每次回来，父母常不无羡慕地对我说，人家城里太先进了，冬天有地热，夏天有空调，做饭使用电磁炉，"啪"地一摁电脑按键，就光等着吃饭了。我微微笑着，默不吱声。

前段时间，我在装备自家厨房的同时，给父母也买了一个知名品牌的电磁炉，全程电脑智能控制，人性化操控平台，煮蒸煎炒等七大烹饪功能随心所欲。一连几天，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便讲电磁炉的种种好处，俨然成了该产品的义务宣传员。

从我家灶具的变迁，可折射出建国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党的富民政策给人民带来的真正实惠，也可看出现代化的新型农民正在努力他们的中国富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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