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还巢”,唯考编?

□CFP供图2014年11月30日,安徽省合肥市工业大学考点迎来了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笔试考试。据了解,全国共有140余万人通过此次国考报名资格审查,虽然招考人数刷新历史新高,但是本次国考的报名人数和平均竞争比都创下近年新低。□CFP供图浙江省台州市图书馆的临时自修区内,坐满了为公考而学习的考生。□本报记者鲍青

◎“编制就像是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

◎国企往往只招应届生,一些好单位又需要对口的工作经验,很多大城市的工作小城市没有,而公务员考试公开透明,选拔也公平,曾经的工作经历还能作为基层工作经验……刘桦就这样一步步地瞄准了“体制内”。

◎“都说鼓励凤还巢,但真正回来了,却发现毫无用武之地”,黄东生回到家乡后,深感还乡是个双刃剑,“平台太小,只能削尖了脑袋往体制内钻。”

天际刚泛起鱼肚白,刘桦便早早出门,他要赶到一所大学的图书馆,开始日复一日的公考复习。晚九时,他舒展舒展酥麻的臂膀,收拾书本,踏上归途。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顶着全国“TOP2”名校的光环,自信的刘桦选择了“北漂”。如今,他割舍了大城市的繁华,黯然告别了生活八年的北京,回到家乡扬州,成为了一名“考碗族”。

三线城市的生活缓慢、闲适,过了半年,刘桦才找到了如今“两点一线”的节奏。“刚毕业觉得年轻人应该追逐梦想,将人之命运寄托在一两场考试上实在有些荒谬,没想到自己现在却成了其中一员。”刘桦的眼神里透着自信,笑容却有些苦。

“考碗族”是对那些到处参加公务员考试,不考到“饭碗”不罢休的人的戏称。在刘桦周围,有不少名校生辞职回乡,却发现等待他们的,除了“考编”,其实没有多少选择。

“除了考编,我还能做什么?”这是刘桦时时的自问。

“北京的生活就像一颗螺丝钉”

北京是绚丽多彩的城市,但在北京的生活就像是一颗螺丝钉,虽然精彩,却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分子

学生时代,刘桦喜欢念叨项羽的名句:“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而今真回故乡,刘桦心里却是五味杂陈,难以名状。

“我不喜欢北京,但我喜欢互联网。”问及北京生活,刘桦毫不犹豫说出了这句。

在很多人眼中,刘桦是天之骄子,他却觉得自己有些“离经叛道”。在大学期间,他曾是游戏战队的成员,也热衷于参加文学社团的活动,但对“体制”有着天然的抗拒。

2010年本科毕业时,父母亲戚一再表示希望他返乡,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却力排众议,选择留在北京。离校当晚,刘桦约了几个最好的兄弟喝了场大酒,洒了几滴泪水,收拾了铺盖,开始了新的生活。他进入一家国内知名的游戏公司,成为一名游戏设计师。

北京市的户籍政策,是只有硕士才能申请北京户口,本科生需要单位的指标,而游戏公司这一类私企肯定是没有的。“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时候的自己有些自负,但是为了梦想,不后悔。”提起当年的决定,刘桦显得有些失落,但他仍然如是说道。

虽然这家公司在业内颇为有名,刘桦却没有获得所期望的重视。2012年8月,在朋友的游说下,心灰意冷的他辞了职,进入了一家实力较弱的创业公司。

毕业两年,北京的房价和房租在飞涨。曾经被他嗤之以鼻的“大天通苑帝国”(北京天通苑小区因规模庞大而得此名),虽位于六环,房价却早已突破了每平方米两万元,而刘桦的房租也从每月1100元涨到了1800元。

因为房东卖房的缘故,他还曾独自一人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三易其家,也曾遭遇过黑中介,被地痞流氓找上门。

“互联网公司听起来高大上,其实大家都互相自称‘屌丝\’,都是赶时间的工作,加班是常态,不加班才不正常。”刘桦的同事也大多和他一样,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北漂”。小公司没有资金,能给予这些年轻人的,只有努力工作的机会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2012年,随着智能手机的迅速普及,手机游戏缔造了一夜暴富的神话。一时间,资本迅速涌入手游市场,无数小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家都在谈论风投、上市。”刘桦所在的公司正是试水的创业公司之一。

在那段时期,刘桦是最为拼命的一个,为了团队的项目能够尽早上线、公司生存无虞,他每晚都要工作到12点,也放弃了许多休息日。

虽然工作辛苦,刘桦却觉得自己成长了许多。“老总也加班到最晚,和我们一起打车回来,感觉大家都在拼命。”同事们都充满了激情,难得的休息日,与同事们一道泡温泉、会餐,也让刘桦收获了友谊与快乐。

然而竞争是残酷的,因为财务和人事方面的纠葛,小公司最后散了伙。

得益于之前的项目经验,刘桦顺利进入了一家全国知名的上市公司,薪水每月又涨了2000元,达到了一万出头。工作节奏依然紧凑,全员朝九晚九,每周六天赶着做项目,这种模式被公司内部员工称为“12×6”。

“北京是绚丽多彩的城市,但在北京的生活就像是一颗螺丝钉,虽然精彩,却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分子。虽然微不足道,却也能看到庞大机器的运行。”谈到北京时,刘桦的眼中闪现着光芒。

同在创业公司的朋友,有一些去了成都重新创业,有一些则留在北京继续寻梦。刘桦下定决心,继续留在大城市寻找机会。然而,高企的房价,渐渐压得刘桦喘不过气来,头发大片脱落,让他开始正视大都市生活对身体的戕害。

刘桦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离开北京,意味着抛下近四年的积累,一切从头打拼；留在北京,意味着让年逾半百的父母继续罹受压力。

一些返乡同学考上编制的“捷报频传”,让刘桦开始动摇。

随着一声叹息,刘桦辞去了工作,寄回了在北京八年积攒下的家什,踏上了回乡的路。

“好工作只分两种:

稳定的或赚钱的?”

真正令刘桦无法忍受的,是工作中老板随意指使、呼来喝去的傲慢姿态,这与之前他工作过的上市公司有天壤之别

回到家乡的那一刻,熟悉的风物,亲人的话语,抚慰了刘桦孤独的心。

刘桦决定在扬州当地找工作。自恃有着名校背景以及在大城市打拼的经历,他觉得找份好工作应是手到擒来。

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棒喝。在这座以瘦西湖旅游和往昔荣光著称的三线城市,体制外的工作并没有多少保障:一般的私营企业薪资并不丰厚,社保往往只按照最低数缴纳,有些甚至连住房公积金都没有。

几经波折,刘桦终于找到了一家婚庆公司文案策划的工作机会,薪金不过是两千出头。原本并不繁忙的工作,却常常因为老板的临时加码而造成加班。

真正令刘桦无法忍受的,是工作中老板随意指使、呼来喝去的傲慢姿态。这与之前他工作过的制度规范的上市公司有天壤之别。仅仅干了二十多天,刘桦便选择了辞职。

在家乡碰壁的,不仅是刘桦一个人。他的表弟曾在昆山工作,回到家乡后仅仅呆了一年,便北上参加计算机培训,另谋出路了。老同学也有从厦门、深圳等大城市返乡的,但找的工作大都不理想。

“省会南京的机会多,曾经有游戏公司给我开出8500元的月薪,但毕竟不是特大城市,这样的行业很难发展起来,如果公司不能做大,那也只是干一年拿一年钱,看不到前途,没有安全感。”刘桦透露了自己的担忧。

在老家,长辈们更看重工作的稳定。在他们眼中,好工作只分两种:稳定的或挣钱的。说起在北京的薪水“一万出头”,长辈们往往摇头叹息,“太少了,不如回来,某某在上海工作,年薪二十多万呢”。亲戚朋友间也往往互相攀比,“2010年,亲戚家介绍自己孩子的工作,一般月薪是5000元出头。而到今年,已经普涨到15000元。”

无形的重压,让刘桦有点喘不过气来。突然发生的“留洋博士杀父事件”,却让刘桦“自省”,开始重新认识自己。

在离刘桦老家15公里的村庄,一位归乡的留美博士,因为找工作和相亲的不顺,对自己的父母举刀相向,接着选择自杀,最后造成父亲亡故,母亲重伤。在看守所内,这位博士承认是受不了境况的“落差”,走上了极端。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有一段时间,我也担心自己迷失了自己。”刘桦说。他初中高中都是班长,又考上了北大,同学们都觉得班长“出息了”。现在回来了,却连工作都找不到,自觉脸上无光没脸见人,刘桦除了亲戚之外,跟朋友联系很少。

有亲戚劝他考公务员,“你成绩好,考公务员是十拿九稳的事。现在拆迁户这么多,只要你考上了,人家嫁女儿都不要房子、车子的,看中的就是你工作的前途和名望。”

对于公务员在“相亲”市场上的“隐藏技能”,刘桦显得不以为然,他认为看重工作稳定的多是家长,女孩子可不是这么在乎。只不过找了一圈工作、追了个女孩子失败后,刘桦也不得不承认,尽管公务员等“体制内”的福利已大不如前,但与其他工作相比仍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国企往往只招应届生,一些好单位又需要对口的工作经验,很多大城市的工作小城市没有,而公务员考试公开透明,选拔也公平,曾经的工作经历还能作为基层工作经验。刘桦就这样一步步地瞄准了“体制内”。“并不是说做公务员有多好,而是其他的工作真不好。”他无奈总结说。

从网络上购买了辅导书和试卷,刘桦背起了久违的书包,成了一名“考碗族”。

“还乡是双刃剑,

编制就像围城”

刘桦觉得他们有点“矫情”。虽然大家都在抱怨公务员工作其实“不光鲜”,但辞职创业的却不多见

成功考取公务员的同学,是刘桦“窥探”体制内生态的最佳窗口。

“都说鼓励凤还巢,但真正回来了,却发现毫无用武之地,甚至自此沉沦,成为浑身负能量的人。”黄东生回到家乡后,深感还乡是个双刃剑,“平台太小,只能削尖了脑袋往体制内钻”。

他在刘桦的同学中,算得上“先知先觉”。刚毕业时,有一位同学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参加各地省考,最终进入了云南省某市政府工作；还有一位同学,选了条“曲线救国”的方案——在家乡考取了乡镇公务员,后来经过一系列“运作”,先到组织部,后到市委办,如今已成为某地级市常委副市长的秘书,仕途前景“令人羡慕”。黄东生也是“宅”在家中一年,取得了省考某职位第二的成绩,因为第一名体检未过,用他自己的话说“走了狗屎运”,成了公务员。

刘桦的决定,也是参考了一位同学的“北漂”经历:在北京工作两年,进过央视和环保部下属企业,心灰意冷下回乡“考公”,顺利考中了某省会城市的发改委。

在决定“考编”之后,刘桦开始关注身边“体制内”人士的工作状态,并向考上公务员的同学请教。

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开展“反四风”专项整治以来,相关公务员的特权被剥离,福利也被压缩,让一些“艳羡”者心生退意,国考降温一时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黄东生曾告诉刘桦,“我原本每月工资2000多元,还有1000元的全勤奖,年末有1.2到1.8万的考核奖。如今全勤奖没有了,考核奖有没有还是个未知数。”

在浙江某省直机关工作的邢伟也说,以前除每月到手的4500元工资外,还能拿到3000元当地大型超市的购物卡,现在购物卡早已被取消。4500元的工资,在房价2万以上的城市生活,邢伟有些力不从心。

让刘桦感到意外的是,他那位在做常委副市长秘书的同学,也时常在朋友圈里发发牢骚,抱怨工作辛苦,待遇却不成比例。

诉苦,貌似成了自己身边“体制内”人士的常态。但刘桦和周边的考友,却显得不以为然。

刘桦觉得他们有点“矫情”,“大家既觉得公务员的待遇的确变差了,也仍觉得公务员仍是个好职位。”

“编制就像是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刘桦觉得,虽然大家都在抱怨公务员工作其实“不光鲜”,但辞职创业的却并不多见。

“媒体现在要么说国考热降温,要么渲染公务员离职的。我觉得,公务员离职只是个案,国考热降温更是个伪命题,因为岗位要求越来越细致,门槛设置更加合理。”

事实似乎也佐证了刘桦的观点。虽然公务员报考人数在降低,但有“编制”的岗位,往往仍会吸引大批报考者。例如2014年夏,青岛大学招录6名要求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主要学生干部的编制辅导员,就吸引了包括北大、清华、复旦、香港中文等学校的1500多名报考者。

“考编”不仅仅是个技术活

考公务员就像是过独木桥,好一点的职位都是百里挑一,一年就一两次机会,一旦考不上,一耽误就是一年

用刘桦的话说,做好了“思想工作”,就要努力去实践了。

在“前辈”的指导下,刘桦迅速“学习”和“交流”着考编的“经验”。

虽然像刘桦这种“职业考碗族”人数不多,但一边工作一边考编的“业余考碗族”人数却不少,也形成了一个个特殊的小圈子。

在网络上,最有名的公考论坛名叫“qzzn”。在论坛里,大家使用网络语言交流。通过笔试、进入面试叫“吃面”,所以在笔试前,不少人都会吃一碗面讨个吉利。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面试,叫“守擂”,考中公务员则被称为“上岸”。

刘桦也参加了好几个本地公考的QQ群,这些群往往是辅导机构创建的,考生们在其中交流经验,辅导机构则乘机发些广告,招徕顾客。正是在这些QQ群里,刘桦认识了好几个“考友”。其中一位考友恰好与刘桦住同一个小区。两人相约每天去大学图书馆自习,互相监督。

这位考友是一位三十三岁的“大叔”。本科毕业后工作了两年,深觉学历成了前进的障碍,毅然决然考研去了哈尔滨。从名校哈工大毕业后前往上海工作了一年,因为被上海的房价“吓了一跳”,遂决定回家乡发展。几经波折,学微电子的“大叔”总算找到了一家略显“对口”的工作,在本地一家数一数二的科技型企业工作。

这份月薪七千的工作,在当地来说已算很好,但出差频繁,且往往一次就要出去一个多月；每周至少三天需要加班。公司内规矩很严,请假要以小时计算,福利也很差,加班到了晚上12点仅有一份泡面。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区卫生局工作的妻子,工作较为轻松,福利待遇也很不错。于是,在妻子和丈母娘支持下,“大叔”毅然辞掉了工作,专心复习,成了一名“考碗族”。“大叔”并不是希望公务员的身份带来多少经济收益,而是希望能有更多时间陪陪儿子。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自己这样的技术型人才拼的往往是“体力”,一旦年纪大了,薪资要求更低的年轻人就很容易替代自己,考公务员是“未雨绸缪”,为中年以后作准备。

刘桦的另一位考友则是当地日报社的在职编辑。正是因为认识了这位姑娘,刘桦愈发觉得自己考公的决策正确:日报社编辑已经是不错的工作,可姑娘却还准备考公,那自己不如一步到位了。

这位姑娘也有自己的无奈:编辑是下午上班,晚上11点才能回家,作息与别人不同,对恋爱,家庭影响很大。考上公务员,福利稍微好一点,工作也略轻松一些。最重要的还是名声好,在长辈们眼里有面子。

刘桦在当地的一名女同学,则是“上岸”的典范。这位女同学硕士毕业后考公失利,回到镇上一家清闲的单位一边上班,一边复习备考。本来是“天之娇女”,却回到了小小的镇子上,惹来不少非议。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位女同学终于在第二年考上了地税,一下子成了人们口中的“典型”“模范”。

“最大困难是心理障碍”,刘桦如是说道,“说实话,考公这种事情就是过独木桥,好一点的职位都是百里挑一。一年就一两次机会,一旦考不上,一耽误就是一年。”

正因为对于考公没有十足的把握,刘桦认为“再怎么努力都不为过”。对于家乡,他其实并没有多少了解,今年他拿出了在北京工作的积蓄,加上家里的一些钱,买下了市区的房子,刚刚举家搬到市区。但对于市区的一些景点,他还并不熟悉。

同样的,“大叔”也几乎谢绝了一切人情往来,“可能过年的时候会走走亲戚,其他时间都要放在复习上了。”

刘桦的心情明显有些低落,对于北京的事情他不愿多提,但说到公务员考试,他则是眉飞色舞的。

“行测一定要做真题,我第一次省考有35道题没做,这次国考就只有2道题了。一下子进步了20多分。一定要掐表做,尽量模拟真实的环境,每份卷子至少要做3遍以上。”

“申论要多看人民时评、理论面对面、半月谈之类的资料,这次国考申论考得不好,只有50分。如果再高个10分就稳定吃面了。”

为了来年的省考,刘桦和考友们几乎不放过任何一次考试机会,2014年11月的国考,刘桦报了上海海关的职位,因为条件“宽松”,有3500人报名。刘桦考了124分,距离面试线差4分。

不过他明确表示不会去上海,国考只是为了“练练手”。

还记得曾经的梦想吗

“进了体制内,我又能做些什么?曾经想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地的梦想,已经时常忘却了”

就在一个月之前,刘桦和“大叔”结伴去了南京,参加江苏省下半年的事业单位考试。

在南京,刘桦寄宿在同学那里。那是一座八十年代的板楼,房子建筑面积仅有60个平方,两室一厅,十分狭小。

同学也是刚毕业,五个男人合租,两人挤一张床,客厅里还隔着一张床,屋子里五盏灯坏了三盏,老旧的空调嗡嗡作响。隔着窗户眺望,只见高楼林立,透射着点点亮光。刘桦瞬间想起了自己在北京的日子。

1月15日下午,刘桦用微信给记者发了张截图,是自己参加省事业单位的考试成绩。

“百分制77.9分,笔试成绩第2名,得好好准备面试了。听当公务员的同学说这个单位很不错。”刘桦虽然压低了声音,但仍能感觉到嗓音有一丝颤动。

“去了这个单位,就能告别如今的生活了,也不用在名校生没出息的阴影下喘不动气了。”

“‘大叔\’考了67,可惜没进面试。”

“进了体制内,我又能做些什么?曾经想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地的梦想,已经时常忘却了。”

(文中除王勇外,其余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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