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在学校辅导学生功课。一场“预选”考试下来,会有一半左右的同学过不了,与两个月后的高考无缘,当时班里有68人,一场预选后就还剩下30多名同学了。一场“预选”考试下来,会有一半左右的同学过不了,与两个月后的高考无缘,当时班里有68人,一场预选后就还剩下30多名同学了。
青岛51中数学教研组组长王祥是1984年参加高考的,他回忆,在上世纪80年代,高考的考试时间是在每年的7月。“不过,当时不像现在这样,只要是高三学生都能参加高考。那时候,在正式高考前,还有一次‘预选\’考试。”王祥所说的“预选”考试,是由于当时参加高考的人数太多,从报名、试卷印刷、分发、运输、评卷、统分全为手工,工作量太大加上录取比例又很小。
一半同学没能过“预选”
高考在人们的印象中常常和“残酷”两个字相伴,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竞争的残酷是现在学生难以想象的。“按照当时的说法,能过‘预选\’考试的学生,就相当于‘半只脚迈进大学校门\’了。”王祥告诉记者,一场“预选”考试下来,会有一半左右的同学过不了,与两个月后的高考无缘。“我们班当时有68人,一场‘预选\’后就还剩下30多名同学了。”
王祥当时在青岛三中读书,他在班里学习一直处于十名左右,通过“预选”考试毫无悬念,“没有通过预选的学生们出路也不错,随后他们就参加各类招工、招干考试,考进工商、税务等部门工作。”
高考营养餐堪比年夜饭
顺利通过“预选”给了很多人“高考必胜”的信心,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同学们更是投入了精力。
为了能考上大学,同学们都“特别拼”,每天晚上9点下晚自习后回宿舍躺在床上,熄灯,等待老师查床。“下自习把教室门上锁前我们把窗户打开,等老师在宿舍查完床离开后,我们就爬起来,悄悄地从窗户钻进教室,点燃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再继续学习,一直学到晚上11点多。”王祥回忆,晚上学习到深夜自然不免犯困,“不是有个典故叫‘头悬梁锥刺股\’吗?我们晚上学习的时候,一觉得要打盹就用手在大腿上狠狠拧一下,立马清醒了,有时候甚至把腿都拧紫了。”
那个年代的社会物资还相对匮乏,但是临到高考期间,家长对于儿女高考时期的营养,可一点不敢马虎。王祥说,在高考的几天里,母亲提前两小时下班,然后回家炖红烧肉、煮鸡、蒸精米饭,“平时家里很少吃肉,那时候高考的营养餐和过年的年夜饭差不多。”在高考又将来临的日子,当这些记忆的残片被重新打捞,王祥和同龄的同事们一边笑一边感慨,“为了改变命运啊!”
7人上本科,班主任升校长
1984年7月7日,王祥记得那天下着雨,没有家长护送和陪伴,像平时一样自己打着雨伞,走进了“改变命运”的考场。7月7日至9日的三天里,每天两门科目。那是一年最热的时候,天气一放晴气温升上来,加上考试本身就让人紧张,试卷上留下了他们一滴一滴的汗水。“出了考场和同学们交流时,听一个同学说他们考场的一个考生两眼看着试卷,却对监考老师说上面没有字。原来是这个考生太紧张了,脑子一片空白对这些字没了反应。”王祥说。
三天紧张高考结束,报考志愿是根据自己的估分来填写。“我感觉自己当时发挥得不错,估分在460分左右,想报个好点的学校。但是老师非得让我报青岛师范专科学校,留个能兜底的。”成绩出来后,王祥分数是440.5分,本科线是450分,“比想象中低了一点”。虽然后来已经收到了青岛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但不甘心的他决定复读,“复读了只有3天,就在家人一片反对声中结束了,安心去读了师范。”
王祥回忆,当年班里有7位同学考上了本科,这个成绩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很“弱”的,但是在当时的录取率下,已经是“放卫星”了,“班主任因工作突出,直接提升当了校长。”
两年的师范学校学习,当时年仅21岁半的王祥就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母校青岛三中初中部当了一名数学老师,从此开始了近30年的教师生涯。2000年,青岛三中初中部和高中部分离,王祥来到青岛51中,在三尺讲台上继续辛勤耕耘。
本版文/图本报记者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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