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用十余公斤石头砸死7龄童只因豆浆溅到身上

7月9日下午，洛南县发生一起命案：一名年仅7岁半的男童被一男一女用衣服包住头部，然后用石头猛砸致死，起因竟然只是因为男童把豆浆溅到了他们身上。

记者7月11日再访洛南警方，获知两名疑犯此前并不熟悉，连彼此姓名都不知道，却合谋杀人！

令人想不通

行凶女对合伙男情况一概不知

“真让人想不通！”洛南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周巍又愤怒又感慨。7月9日下午5时许，在县城馒头山仓颉庙景区开照相馆的薛先生报案称，他7岁的儿子失踪。不久，一名游客在西侧山坡僻静山路旁发现一具男孩尸体，经确认正是薛先生之子。警方随即增派至百余名警力，全力侦破命案。

在摸排中，一目击者称，下午1时许，见到一名20岁左右的男子和一名十四五岁的女子“架走了一个男孩”。男子身穿红T恤，女子白衬衣、黑短裙上有白点。

警方随即在全城各路口盘查。当晚10时许，警方拦住一辆出租车，车上一名十余岁的女子正是“黑短裙”。个头只有一米四的她称，看见“红T恤”用石头砸死了男孩。案发后，她曾与“红T恤”去过一些地方，后来“红T恤”独自走了，但他叫什么、是哪里人、又去了哪里？其一概不知。

10日凌晨零时40分，警方在距县城20公里外的永丰镇山路旁发现“红T恤”。当时，他正点了一堆柴草烤火——大夏天在烤火？刑警抓住他时，其浑身发冷颤抖，上牙直打下牙，话都说不清楚。

手段真残忍

用十余公斤大石头砸死男童

但就是这个吓得发抖的家伙，与他人合谋残忍杀害了7龄童！

警方查明：“红T恤”叫杨保国，21岁，洛南县永丰镇人，小学文化程度；“黑短裙”姓李，生于1997年2月，还不到15岁，洛南县柏峪寺镇人。

7月9日，杨保国到馒头山上游逛，遇到了李某。二人在山顶与别人打了一会篮球。下午1时许，年仅7岁的被害人经过此地，拿着一袋豆浆喝，玩耍中，将豆浆溅到了二人身上。

李某遂对杨保国说，“把他弄走，弄死”。二人哄骗男孩，将其架到西边山坡的一处僻静地，把男孩打倒。李某骑在男孩身上，攥住两只胳膊；杨保国脱下红T恤里面穿着的黄T恤，蒙在男孩头部。随后，捡来一块石头在男孩脸部砸击，又换了一块更大的石头继续猛砸。

警方后来在现场找到了犯罪工具：其中一块石头重十余公斤。

杨保国、李某二人见“把他鼻血打出来了”，准备将男孩尸体拖到树林里，李某催促“快走！”二人遂将被害人尸体弃在路边，从小路逃下山。

案件引公愤

多人冲上去要痛打嫌疑人

这起案件在洛南引起公愤，众口一词“太残忍了”。警方10日带嫌疑人指认现场时，几乎全县城的居民都去观看，有不少人冲上去怒骂，要痛打嫌疑人，一名80多岁的老太太更是气得浑身直抖。

警方去两名嫌疑人家中调查，发现都是贫困家庭。杨父瘫痪在床，杨母是农民，家中只有一亩地，唯一的财产是一头牛；而李家的情况也很差。

被害男孩只有7岁，上小学一年级。案发当晚辨认尸体时，其父薛先生浑身瘫软。7月10日晚，他再次见到儿子遗体，“身上就没有一块好的地方，都是青紫色！硬是把娃折磨死了！”“我只有这一个娃，”40岁的薛先生哭诉说，“我全部的希望都是儿子！现在都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案发时，被害男孩30多岁的母亲还在天津打工，前天赶回来，看到娃的书包、奖状就直哭，“抱着娃的衣服哭了整整一夜……”

昨日上午，薛先生家人为洛南县公安局送来一面锦旗，上写“人民卫士破案神速”。薛家在公安局门前点燃了长长的一串鞭炮，“噼里啪啦”震响起来，震得人心情沉重。

无知嫌疑人他称要从银行贷款“给人家一些票子”

这样一起闻所未闻的凶杀案，连刑警也直叹“太残忍了！”警方昨日在洛南县看守所继续审问犯罪嫌疑人杨保国、李某，一名刑警一边记笔录，一边愤怒地摇头叹气。李某是未成年人，警方审问时，通知其家长在场。李父说女儿平时根本不沾家，家长也管不住，他骂道：“要是个牲口，就拿绳拴住不让到处跑了……”

刑警：你掐那个娃，他有啥反应？杨保国：他叫他爸了，还要起来，我就捂了他的嘴……嘴角后来发青了。

刑警：你为啥要杀那个娃，你认识他不？

杨保国：不认识，也不为个啥，就因为豆浆（溅到身上了）。

刑警：你现在咋认识这个事？

杨保国：（沉默了一会）要承认错误……给人家赔偿，给一些票子，人家要多少，就给多少。

刑警：给人家的钱从哪来？杨保国：从银行贷款。

刑警：人命能赔活过来不？咋贷？啥理由？给银行说你把人杀了，要贷款？

杨保国：（长时间沉默）刑警：那个女的叫个啥？

杨保国：不认识，不知道叫啥？她说让我把那个娃“日塌”（陕西方言，毁坏）了，让我动手，我说不急，慢慢来……

刑警：你为啥把里头穿的黄T恤脱下来，扔到现场？

杨保国：因为别人见到我穿的是红衣服，这样就会以为是穿黄衣服的干的。 （西部网）

专家谈观点

这起案件冲击着社会人伦底线

昨日下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副所长邓希泉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已从网上看到了这起令人震惊的案件。他说，这是一起极端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件，冲击着社会人伦底线。

邓希泉认为，该案的两名嫌疑人没有受过社会行为规范的教育和约束，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人，认识不到严重的刑事犯罪和所谓“错误”之间的差别，因此很容易滑入罪恶的深渊，这是导致极端案件发生的个人因素。

其次，青少年不仅是属于家庭的，也是社会的。家长称“管不了孩子”，这些无人约束、引导的青少年，极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整个社会缺少帮助其脱离社会边缘状态的社会工作组织。有关方面应从此案中考虑如何对此类风险的预知、预判和控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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