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研讨会现场。
10月18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陕西省作家协会、咸阳市总工会等7家单位主办的石竹长篇小说《哑巴》研讨会在咸阳市举行。《哑巴》为咸阳市作家石竹先生的新作,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作品以现实主义笔触集中书写了上世纪60年代末至改革开放初期,发生在文化古镇王桥镇西街村几代人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研讨会上,咸阳市领导和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对《哑巴》的文学性、思想性、写作技巧等进行了肯定。以下为研讨会发言摘要。
马俊民(中共咸阳市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石竹作为咸阳的一名本土作家,长期扎根故土,聚焦时代的变迁,坚持用最本色的作品谱写最真挚的情怀,创作了包括《哑巴》在内的一系列文学作品。这部作品生动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普通老百姓当中的深耕厚植,反映了关中农村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真善美,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给予文化理想充满正能量的作品。
高洪波(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这部作品给我印象深刻,首先对关中古镇风俗化的描写增加了阅读的陌生感和快感,体现出石竹对生活观察和体验的能力。第二,一大批关中乡村人物的描写非常成功,最好的是对老娘的语言塑造,写出一个识大体有道德感,是乡村里走出来的女贤人,这是个非常少见的人物。第三,时代风云、地域风情、乡间风俗有机结合。
贾平凹(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首先,这部书很大气,从内容上说写了一个镇子几个家族几十年的故事,用陕西话说煽得起铺得开,但是没有大撒手节奏把持得好,所以说很大气。其二,这本书就是写人怎么过日子。这个题材这种写法比较难写。有些章节过目不忘,非常好。中部以后作者越写越来劲,气息越来越饱满,更精彩了。这证明作者对生活感悟对作品气息把握有功力。总之,这是一部让我读起来很有兴趣,是我近年来读到的觉得很精彩,也很欣赏,有启发性的一本书,这是陕西文学界的一个重要收获。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这是一部值得研讨的作品。对农村题材对乡土文学写作的动向、存在的问题,对陕西乃至中国乡土农村创作都有借鉴意义。《哑巴》这部作品在乡土题材的小说中确实是独辟蹊径。我认为有以下两个特点和亮点:一是这部作品由老娘宝莲和儿子哑巴在婚恋主张上的矛盾纠葛,塑造了至为良善的当代农人的形象,人物塑造很好。二是作品由于乡绅文化的遗存和作用,反映关中农村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和与社会体制相互补充的民间生活伦理。
胡军(《文艺报》副主编):这部作品的写作有着深厚的生活积累,是一部老实之作、诚实之作,没有任何技巧的成分。书中的每一段每一句甚至每一词都是为充分表达情怀服务的,没有任何注水的成分。人物性格塑造鲜明,呼之欲出。有的忠厚仁义有的聪慧精明有的果敢坚毅,当然他们都有共性,那就是对美好生活的积极追求。多数人都保有一颗善良的心,特别是表现在面临人生重大机遇的选择时,为了他人的幸福,哪怕自己受些委屈也是心甘情愿的。这部作品有着深深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现实责任的呼唤和期待。
白描(著名作家、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哑巴》这部作品到底要表达什么?其特点就是写过日子,就有大开大合的故事情节,没有剑拔弩张的矛盾冲突,写的是一片土地上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写的是生活河流里缓缓流淌的河水以及水面上小小的浪花。为什么被吸引?一是作者有生活写起来有真情,二是作者写的人物是有根的。这里剧情上演的故事,都是这方土地上深邃的文化开的花儿结的果实。深挖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写出人物和故事背后的文化之根,我想这是石竹作品极力要达到的目标,也是他企图要给我们最重要的东西,一种文化之根、价值取向,那就是大国小民的田园理想。
黄道峻(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哑巴》以现实主义笔触书写了上世纪70年代发生在文化古镇王桥镇西街村几代人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全景式地展现了关中地区农村生活浓郁的风情。成功地塑造了哑巴这个勇于担当执着坚守的艺术形象。作者以特定的时代为背景,呈现变动的时代下恒常不变的人性、民风、民俗,以特定的文化古镇为地理空间,又不局限于这一地理空间,呈现出文明进程中我们民族道德的成因与困惑。
李国平(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著名评论家):《哑巴》既是一幅表现关中地域农村生活浓郁的民俗风情画卷,又折射着时代风云。它虽以特定的时代为小说书写的历史背景,但并没有着力刻画特定时代的宏大场域,而是借其来描写处于平凡日子中人们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邻里恩怨和风俗民情等日常生活,以此来弘扬传统文化“真善美”的美德,展示人性的复杂与品质的优劣,可以说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精神且充满正能量的,文学性和可读性均佳的好作品。
李星(陕西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石竹先生的《哑巴》别出心裁,旁逸横出,回避了别人所津津乐道的社会黑暗,体制弊端、权力腐败。面向村巷院落的琐碎日常,儿女情长,甚至杯水微波,记录生活的真实,描写人的本性。石竹不是不知道由社会经济、政治大事件构成并形成历史和社会的重要,但他却觉得相比于这些影响并决定着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痛苦与幸福和乡村社会秩序的归根结底是投射到骨子里的文化,不仅对一个人,一个家来说是如此,对一群一族一村,一个国家都是如此。(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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