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派电视剧的典范之作

◎张阿利

陈忠实先生的小说《白鹿原》从诞生之始就令人瞩目，特别是自从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多次被改编、转化为其他艺术形式，其间荣辱得失饱受关注和争议。小说《白鹿原》改编所引起的社会关注和全民文学意识的唤起，作为一种文化或者社会现象，甚至超越了小说文本本身的意义。此次，十余年磨一剑的电视剧版《白鹿原》一经播出便迅速引发关注和讨论。不能不说，这部具有中国电视剧文化高度和艺术品质的作品已然成为陕派电视剧的一部典范之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绵延不断地对于地域文化的追求和坚守之中，陕派电视剧逐步形成了自己颇为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从而成为中国地域文化电视剧中一朵必不可少的艺术之花。就笔者的观察来看，电视剧《白鹿原》剧本创作扎实，演员表演准确、到位，美术造型质朴、真实，整体制作精良，高度还原了小说中所描绘的民生万象和历史语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将地域文化即陕西关中的本土文化从有形的、外在的到无形的、内在的都完美地熔铸在叙事体系当中，地域文化不只是作为“景观”呈现，更是作为一种内在的文化逻辑和艺术思维参与到了人物的命运沉浮当中，参与到剧作精神的建构当中，该剧称得上是近年来陕派电视剧的一部代表之作。

陕派电视剧受其特定的地域文化影响，尤其受其文学艺术的地缘影响，大多具有朴素的乡土气息与真实性风格，这一点在电视剧《白鹿原》中体现得较为突出。该剧的大部分故事发生在乡民们世代生息的白鹿原，主要故事情节的展开也是以白鹿村里白家和鹿家复杂的世代纠葛为起点，因此，以特定地缘为叙事场域的题材决定了其乡土质感和传统的族群生态。这种带有地域特征的乡土质感从形式层面上来说，有饮食文化，比如剧中的各种面食：油泼面、丁丁面；有建筑文化，比如祠堂、戏台、牌坊、县衙等；有戏曲文化，比如秦腔、酸曲儿；有茶文化、麦客文化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在剧中随处可见的标识性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景观彰显地域特色，作为一种“造景”以期“做旧”时光还原历史，但更多的意义是表现勾勒出了白鹿原上乡民们的生活图景，呈现出了那个时代中国关中地区乡村百姓的生活状态，这种生活状态关联到了人物性格，关联到了历史事件，关联到了影像的逼真性。因此从形式层面来说，该剧通过诸多的形式元素真正地达到了一种将地域元素与叙事内容紧密贴合的高度，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在观剧的同时去辨识、阐释、回忆这些形式元素也成为了一种乐趣，更多的是对民俗文化和民族记忆的重温。

如果说该剧将上述这些有形的地域元素作为一种点缀来打造乡土气质，那么该剧进一步用一些无形的地域文化元素来呈现文化气质和精神气韵。首先，该剧抓住了关学“经世济民”的主体思想，以颇多笔墨塑造朱先生这一可以称之为圣贤的形象，以诸多传奇性的事件表现朱先生的儒士风骨和侠之大义。朱先生以宋代关学大家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告诫白嘉轩如何当好一个族长，当白嘉轩说自己不懂这些大道理，只知道地才是自己的命，朱先生接着说有比地更重要的东西。白嘉轩不明所以，直到交农事件让他明白什么是比地更重要的事情，这也熏染并奠定了白嘉轩的浩然正气。这种浩然正气、仁义之气总是在关键时刻提醒并支撑着白嘉轩一次次惊心动魄的选择，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了下一代白灵、兆鹏、兆海的人生选择，可以说这种以天地生民为己任的精神营构了全剧的精神气质，屡屡让人感动。陕派电视剧在文化内涵上着力展现三秦人的精神气韵。陕派电视剧不论是反映历史伟人、城市知识分子还是表现农村平民和城市平民，不论是反映男人还是反映女人，不论是反映“侠”还是反映“匪”，这一类的电视剧通过刻画和塑造的男性系列人物形象和女性系列人物形象，充分展露了陕西人身上的阳刚、骨气、诚信、豪壮等的精神气韵。从这个意义上说，白嘉轩注定是陕派电视剧人物序列当中的一个典型形象。

剧中多处出现的牌楼、门楣题字也象征着一种文化约束和向往，此外还有乡约制度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在剧中也被重要提及。这些宗族文化的制度约束实际上与白嘉轩的族长形象一道成为了白鹿原乡土秩序的注解，无论外界的政治格局如何更迭，白嘉轩与这些朴素的信条、制度始终岿然不动，乡约族规和牌坊题字是白嘉轩的精神依傍，更是远去的历史和民族文化对于烟尘四起的运动的一种无声的否定。白嘉轩对于传统精神故土的依恋和坚守在该剧中与小说所书写的高度保持了一致性，这种情感和精神让人唏嘘，令人扼腕。

还需要提及的是陕派电视剧在人物命运书写方面着重于对其带有悲剧性两重性矛盾的刻画。旧时代的陕西地区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受现代文明和现代思想观念的浸染还比较少，因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都有着极强的传统特性，一方面，他们性格淳朴、善良、勤劳、朴实，拥有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另一方面，他们总是固执地坚守着自己所处的土地，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白鹿原》作为一部表现中国近代乡村秩序更迭的史诗作品，对于上述矛盾的刻画更为深刻和复杂，这种矛盾不是简单的对立，更多的是一种悲剧性的历史选择，正如剧中白鹿两家父辈和子辈两代不同的命运一样，每个人物的遭遇都充满了两难的悲剧性。该剧得益于原作的思想高度，对于这一陕派电视剧的这一特点从悲剧格局上说是一种总体性历史再现和高度呈现。

总而言之，该剧由里到外渗透着陕派电视剧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表现为真实严谨的文化考究，表现为扎实沉稳的剧作风格，表现为悲悯宽广的人文关怀，也表现为严肃客观的历史呈现，该剧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是陕派电视剧的典范制作，更是中国地域文化电视剧当中的重磅惊喜。

（作者系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西北大学广播电影电视系主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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