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公共决策风险防范与救济的思考

宋海风

引发领导干部公共决策风险的具体原因很多，归纳起来无非两类：一类是制度因素，另一类是人的因素。从制度与人结合的维度来研究领导干部公共决策风险，既能全面探析领导干部公共决策的风险源头，又能精准把握领导干部防范公共决策风险的关键。以下，我们试图从制度与人的维度探讨：如何防范或规避决策风险；现有的“三项机制”在严格区分不同性质情况下，如何对部分领导干部发生决策失误可以通过被容错纠错而得到保护救济。

首先，领导干部应深刻认识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及其关系，准确把握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交叉点是公共决策风险防范的前提。现代公共决策追求民主、科学、依法决策，但不少领导干部对于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认识简单化，他们以为民主决策等于科学决策，或科学决策的结果必然为民众接受与服从。所以出现了经过所谓充分科学论证的决策为公众反对，甚至触发群体性事件而置决策者于进退两难的窘境。科学的标准是事实标准；民主的标准是利益标准；法治的标准是程序和规则标准。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不能割裂，也不能简单认知民主决策的过程必然产生科学决策的结果。没有决策的民主化，就不可能有决策的科学化，但决策民主化不等于决策科学化。有时候决策过程是民主的，但形成的决策却是错误的。无论是民主决策还是科学决策，依法决策都是其前提和保障。领导干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重大决策必须掌握的“度”是在科学和民意的结合部或交叉点上进行决策。既要符合科学规律，又要正确把握民意和顺从民意，努力使决策建立在既“有理”又“有利”的基础上。

其次，牢固树立公共决策的风险意识既是风险防范的前端，更是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与政治生命负责，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的基本态度。对风险的无知和漠视与对风险的盲目恐惧都贻害无穷。“上医医未病之病”，公共决策的风险防范如同中医学“治未病”。重大责任追究制度毕竟是一种事后的补救制度，是对于政府的公信力、公共利益及相关干部个人都已造成损失后的补救制度，我们仅仅依靠这样的制度是被动的，所以还要关口前移，树立风险意识。在决策的时候，领导干部要头脑中始终绷紧弦：政治意识、稳定意识、道德意识、成本意识、可行性意识等。总之，领导干部必须始终谨记公共决策事关公共问题的解决、公共利益的分配与公共福祉的谋求，必须防范风险，谨慎拍板。

再次，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完善责任追究制度的配套制度是公共决策风险防范的制度保障。我国现行的决策体制最突出的特点是“双集中”——权力集中、责任集中，这种体制优势明显，但如果不能严格执行，也会导致公共决策风险发生。目前，我国重大决策的责任追究、倒查以及相关配套制度还不健全，某些地方存在对干部追责如免职等处分程序不严，甚至存在一定的随意性。鉴于此，必须尽快建立科学公正的决策绩效评估机制判断分析决策失误；建立明确的岗位责任制度；建立决策案卷制度，准确识别责任归属；完善过错认定标准和责任追究启动机制，提高责任追究制度的可操作性。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完善责任追究制度的配套制度是一种倒逼机制。它客观上会产生三个结果：一是增加决策者决策失误后的职业风险；二是使决策者产生敬畏感、责任感倒逼决策者趋向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科学决策而降低决策风险；三是决策者易患决策恐惧症、决策拖延症、决策犹豫症。

最后，扎实推进“三项机制”落实是对领导干部公共决策风险的制度性保护与救济。建立推动“三项机制”是陕西省委落实中央“三个区分开来”从严治党要求的重大探索。三项机制包含了对领导干部激励、牵引、淘汰、保护、救济的措施，形成一个闭环，目的是让领导干部想干事、要干事；让能为、有为者有位上位；让无为不为者让位下位，让干事创业者受保护，让被诽谤被污蔑者得到救济。既保护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又营造风清气正和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现代文明要求，公民对所有涉及纳税人血汗钱的公共决策保持充分的敏感和责任。“为民做主”那种自以为是，不回应群众诉求而盲目为别人“当家做主”的逻辑已经过时了，决策与治理符合公众需求的政府才是好政府。推进依法治国，决策者首先要信仰法治，要对民众敬畏，要对科学敬畏，把公共决策的风险降到最低。 （作者单位：省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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