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塑造了近代世界体系？ ——读《忽必烈的挑战》■清 江

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蒙元史不应当只是以中国为本位的元朝史，须以放大的世界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代表人物就是日本京都大学的历史学家杉山正明。

20多年前，杉山正明就提出了“蒙古时代史”这一概念。杉山认为，蒙古在13、14世纪缔造了世界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横跨欧亚、连通海陆，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商贸等各个方面东西交流的空前盛况。虽然这个大帝国很快就分崩离析了，但近代世界体系的格局得到了延续。15至17世纪俄罗斯的扩张，图格鲁克王朝之后印度次大陆的整合，以及横跨陆地与海洋的奥斯曼帝国的形成，这些都是与近代世界有直接关联的重大变化。西欧在15世纪之后蓬勃展开的大航海时代，首先也是以“蒙古时代”为开端，经过西、葡、荷、英等国的海上争霸，在长期的对抗与平衡中才得以形成。

蒙古时代的兴起，首先是成吉思汗的功绩，忽必烈是第二个创业者。杉山正明在《忽必烈的挑战》之中，详细解析了忽必烈如何打造了一个兼具游牧民族的军事力、中原传统的经济力和穆斯林的商业力的复合型治理系统。对忽必烈来说，他所遭遇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帝位继承争夺战，具有“东方”色彩的统治者的上位，表明蒙古自身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也就是说，“蒙古帝国开始变身为一个一方面内部存在种种对立，另一方面大可汗的中央政权外有多个政治权力核心的、松散、多元复合的联邦国家”。欧亚世界随之转向。

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以何为国家之范”显然是忽必烈必须考量再三的建国策略。忽必烈登位之后，开创了“大建设的时代”：1. 建都。周密的城市规划和“首都圈”构建了帝国的统治中心，而且这是一座与海相连的都城，以运河串联的海陆运输，保证了物流的畅通。2. 征战。继续以系统化的战争消弭帝国内外的反抗。3. 商贸。忽必烈引入了穆斯林商人的斡鲁脱克（公司）机制，加强白银和纸币的流通，大力拓展丝绸之路和海上交通，巨额的商业利润支撑了国家的财政，中央政府日常开支大部分来源于商业税收（盐专卖占八成），农业收入则划归地方财政。

传统的蒙元史强调蒙古高压的民族政策，而杉山不以为然，他对“蒙古残酷论”的辩解或有美化之嫌，但从经济视角去关注北方人群加入中国历史，以及从全球史角度去思考这种加入的深远影响，确是有新意的史学挖掘，超越了传统蒙元史的阈限，转化为亚洲本位的世界史阐释。蒙元史有其特殊性，不过，是否如杉山所说的，元帝国是“重新改造的蒙古世界帝国”“本身绝未成为中华王朝”？完全脱离了中国史的蒙元史，其实忽视了中国历史中“内亚”因素的参与。辽是不是中国？金是不是中国？清朝是不是中国？无可否认，这些政权具有二重性。中原王朝的历史长期以来就是和北方民族的历史重叠交叉的，它不是偶发的、孤立的，而是贯穿全部中国历史的，有时甚至决定了中国历史的方向。

就杉山最看重的元朝经济状况，事实上远未达到他所描述的繁荣昌盛。如何评价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是人口数量。虽然因为战乱统计数据不全，但史料的文字记载普遍认可元朝的实际人口是不如宋代的。另外，忽必烈虽然致力于首都圈的建设和江南经济的发展，但整个国家的面貌并未得到整体改善，比如宋朝时候的第二大经济中心四川，一直到明朝才恢复元气。杉山笔下的忽必烈，头脑里充满了资本主义思想的萌芽，为了实现通商帝国的目标，步步为营，谋定后动，这种超前、英明的人物形象，怎么看都带有很多的人为制造的痕迹。以我个见，忽必烈经历蒙古的驰骋或有欧洲思想的渗入，理念显得更加开放，但在本质上并没有长远的全球经济规划。因此，假设忽必烈塑造了近代世界体系，这种说法目前尚难让人信服，仍须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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