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止一次给我说，他很累

■龚静染

同吴鸿的最后一次见面是6月11日晚上，我们在太古里的一个酒吧里喝酒，那天是一群年轻人的聚会。

我们喝到11点的样子就告辞了，留下那堆年轻人继续喝。走出来的时候，天下起了雨，一时不好打出租，我们就站在街边屋檐下等车。

这个时间有10多分钟。就在这个过程中，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自己好累，活着真没意思。这样的话，我不止一次听他讲，但这是最后一次。

我认识吴鸿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那时我还在一家报纸当副刊编辑。他女儿吴亦可当时只有几岁，喜欢画画。有一次，他把一幅女儿画的画给我看，我觉得有意思，把这张画发表在了我编的那个副刊上。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吴亦可第一次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但我跟吴鸿的交往，大概就从那时开始的。

那时候，吴鸿已经在文艺社工作，2000年编辑出版的《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跟他有很大的关系，没有他，那本书出不来。

我记得那是在一次酒桌上，我、吴鸿、聂作平3人，喝完酒就开干。当时，吴鸿否定了我们之前提出的“几个四川青年诗人出合集”的想法，建议不要局限于盆地，应该放眼于整个90年代新生的诗歌写作群体。

吴鸿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在生活中更是一个哥们。是哥们，就不可能不喝酒。酒中有江湖和道义，不懂的人永远不能理解。

我们在一起喝过的酒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但我们喝的是快意的酒，那里面是青春与激情的故事，不后悔。但酒也给我们带来了伤痕累累，我们必须承受中年身体的危机四伏，这是一个男人在事业和家庭中负荷着最沉的重量时，会骤不及防被击垮的原因。

雷电劈下的，永远是最壮实的树干。这是中年的悲哀，我们的生活常常因此悲情四溢。

我是从2004年后回到写作的。在商界折腾了多年之后才重新提起了笔，并不是从此视金钱为粪土，而是觉得写作才是我应该去做的事情。

这跟吴鸿有很大的关系。从《小城之远》到《昨日的边城》，走小城叙事这条路，有吴鸿给我的指点，他以出版人的视野为我拨开了文学的迷路。

他常常对我说，你好好写下去，我一直给你出下去。每一次新书出来，他好像比我还高兴，拿着新书反复抚摸的那种神态，真是让人难忘。

现在想来，这样的一份兄弟情谊，我确实是受之不起的。如果他还在，这酒还得喝下去，我会一直陪着他喝，因为那些酒中温暖人心的时光，无数次地证明我们并没有虚度人生。

但这样想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是自私的。我们终归要回到人间的劳苦愁烦，世界灰暗，我们更须睁着清醒的眼睛。

吴鸿的病痛，我一直比较清楚，他两次住院，我都去看过他。几个月前，他的腿上受伤烂成一个洞，很久都没有愈合，我知道这是糖尿病比较严重的症状。当时他揭开裤脚给我看，我大吃一惊，心里非常难受。

但吴鸿是个豁达、敞亮的人，也是一个愿意给朋友带来快乐的人。就在前几天，我还跟他约好回来后相聚。我问他什么时候回国？他在微信上写下了“7.1”这样的字样，但他永远也到不了这天了。

这一天，是吴鸿第一次爽约。好兄弟，爽约就爽约吧，我再也不愿在酒酣之时，看到你的孤独和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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