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南昌军官教育团

我在一九二六年底一九二七年初，离开杨森回到了武汉。 党又派我到南昌的朱培德那里去。在武汉时，我第一次和蒋介石会晤，他正要出发到南昌去。他就匆匆地走了。不久我也就到南昌去。

朱培德当时在南昌当第五路军总指挥。他原本是云南时代的同学，又是同事。有很多在云南时是我的部下，现在都参加到他那里， 所以我和这支队伍是历史关系很深的。

他们赞成我来办学校, 训练军官。我除了学校工作以外，参加了各种运动，譬如工会、各种训练班，我都深入到中间去。 那时候可以说是革命盛极一时的时候。工作很顺利地开展着，上层下层革命的空气都是高涨的。 那里的一般军官朱培德啊、王均啊，一般的对我还不错，一切教育工作，也在采取新的方法进行着。几个月工夫，除了训练队伍之外，办了工人农民训练班，农民讲习所，一大批———以后在赣东北、井冈山上的干部，是那时

候训练出来的，同时在外面各县里头，群众运动、工农运动，也都打下了基础。

我兼任了南昌的公安局长———是保护革命， 恐怕群众被摧残。就在这保护中间，革命势力也扩大了。 反动的势力也因而陆续地起来了，平常形成了一种两者的对立。朱培德在这中间就采取了中立态度。他对于革命不反对，可是对反革命者也不离开。

到六七月，各方面惧怕革命的心理聚集着，把教导团调到抚州去，驻了一个时期。在学校里三分之一对革命是很热烈的，其余也多是表示同情者，最反动的还是很少。在这里面有些是招生来的学生、知识分子。在这个工作上，有一个缺点，就是党没有大批大批送学生到学校里来，增强我们自己的力量。

六月， 从武汉已发出国共两党分裂的声音， 不久武汉政府向不幸道路迈进，是已经十分明显的事了。

七月，教育团有两个营毕业了，一个营还没有毕业。这时我被朱培德“欢送出境”了。反共空气澎湃着。很多地方赶走共产党员，捕捉共产党员。我因为平素与朱培德他们感情还好， 而博得一个“欢送”。在唐生智、冯玉祥那里，大批左派分子也遭受了同样的“欢送”命运。在广东蒋介石下面，四川刘湘下面， 则来了恐怖的手段， 到处杀头，好多人逃跑……

南昌党的机关很多都立刻隐蔽起来了。

我到了武汉， 那里也正在解散工会、农会，缴了自卫队的枪。这时工农组织已发展得相当大，相当多，组织的武装也不少。

那时革命空气一天天高涨， 因而威胁了部队军官。开始，国民革命军口号是“打倒军阀……”三大政策，后来到处喊“工农运动过火”。事实上做得并没过火，好多地方还没搞起来。可是就这样，已经深深地威胁了中国的地主阶级， 他们与那些老军官是有着血缘的密切关系的。这样，革命的右倾一天天搞起来了。

另一方面，因为武汉、九江租界的收回，外国人都只好撤走了。这样，就引起中国不革命的部分， 像四川、广东、上海，接受了帝国主义的条件，而开始向革命进攻了。

在我们党的本身上， 也有着缺点，统一战线做得不怎么坚强，没有好好发展党。陈独秀说“民族运动大大发展”而采取了关门主义， 不让新的党员进来。当时， 在党领导下的工人有一二百万人，农民有几千万人，接受几十万党员参加算什么， 可是共产党员限在五万的数目上，中间还多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知识分子。工人就没有三分之一。党不能够抓紧时机大大地发展、强壮自己，在群众中建立基础，这是第一。第二，党当时不晓得要武装。在工农运动中，本来可能弄到武装，但是忽视了这一点，只是帮人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群众条件本来是很好，很热烈。就是在军队中的工作，也只做了上层的，而没有与下层很好联系起来……第三，怕群众运动高涨，视之为“过火”，恐怕吓退了资产阶级，退出革命。

———以上内容，摘自《朱德自述》

历史上的今天

●1930年9月10日，朱德以红一军团总指挥名义与政治委员毛泽东在田心桥发布命令， 令红一军团根据方面军定于当晚八时向二里牌、乌梅岭、黄土岭一带之敌阵地施行总攻击之命令。

●1957年9月10日，朱德视察首都石景山钢铁厂。 在听取该厂负责人汇报时说：建设社会主义要依靠工人阶级，不仅是要依靠工人阶级的技术， 而且还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吃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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