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辩庄之蒙 ——《古蒙庄子》新序

胡卫国/摄

□王克峰

庄子何幸？其万物制衡、和谐共荣思想，已被全人类重视。庄子何不幸？其里籍竟被豫鲁皖三省争来抢去。为什么？古为沾先生之荣，今为借先生大名，振兴地方经济。固其用心也良，而于史则乱矣。

太史公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蒙”是国是县？或其他什么地名？始皇焚书，直接记载庄子及其里籍的先秦史料全无。

庄子为“宋之蒙人”，是刘向、班固、张衡、高诱等汉代学者的共识，而“蒙”在宋国何地？他们没说。东晋郭缘生《述征记》云：西汉梁国蒙县（在今商丘北），“即庄周之本邑。”其后，裴松之、郦道元、张守节、司马贞等，皆从郭说。苏轼首提庄子是今安徽蒙城人，而王安石、朱熹、王夫之、王国维等，又皆从苏说，谓庄子为楚之蒙人。明、清，普遍修地方志，更有蒙城、商丘、民权、东明、曹县五说。当代，历年国家教科书，皆认定庄子是商丘东北人。

近年，一些学者研究庄周故里，往往各执一偏，如瞎子摸象，不能得其全象。因“蒙”有漆园，《括地志》云：“漆园故城在曹州冤句（今东明县）北十七里，庄周为漆园吏，即此。”今有学者，据此以为庄子乃东明人。而《太平寰宇记》云：“漆园城在（冤句）县北五十里。”清徐继儒《曹南文献录》辨《括地志》所记“十七里”，乃“七十里”之误。民国《东明县志》，撇开古籍，云：“漆园城址，在县东十里裕州屯。”论及“漆园”来历，云因“漆城”而得名。而清熊会贞《水经注疏》卷八云：“漆城在长垣县（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南二十里。”东明西南去长垣一百余里。东明的“漆园城”，到底在哪里？显系前人附会误传，且无可靠史料，证明东明是古蒙地，故庄子岂得为东明人？

民权，古之考城。西周为戴国，春秋，《左传》隐公十年，秋，“宋、卫、蔡伐戴”是也。宋灭戴，为宋地，宋亡，为魏地。秦曰榖县，西汉曰菑县，东汉曰考城，北魏曰考阳，北齐曰成安，隋复名考城，直至民国十七年，改名民权，历史上从未称过“蒙”。康熙《考城县志》，尚无“庄周故里”之说。民国十三年《考城县志》始记：“按《路史》：蒙即考城，为庄周生处。”《路史》原文：“今宋之考城，古蒙城，东魏为蒙郡。”此乃罗泌误记。据《魏书·地形志》，东魏蒙郡在今涡阳蒙关店，即在原山桑县（蒙城旧称）境内。而今修《民权县志》中，“庄子墓”、“庄子井”、“庄子胡同”、“庄子讲学处”，皆赫然出现。这是康熙以后，当地民间“炒作庄子文化”所为，何足一谈？

潘建荣先生，考证西汉梁国蒙县确切位置，“在今曹县南二十五里土山”。其引史料及实地考察材料，颇具说服力，囊括《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等地理志，但此说，仍应视为“商丘说”的翻版。问题是，曹县南、商丘北的西汉梁国蒙县，在春秋战国时，是否称“蒙”？先秦史料无证。这是“商丘说”被怀疑的要害。

今之资深学者，研究庄周故里，无不聚焦于秦“蒙”和《国语》中“宋有萧、蒙”之“蒙”，特别是秦“蒙”，在《史记》中，与“庄子者蒙人也”之“蒙”互见，这是司马迁给庄子定籍贯的关键性依据。

若能证明西汉梁国之“蒙”、秦“蒙”、“萧、蒙”之“蒙”为一地，则学术界对“商丘说”必无异议。

方勇、刘生良、朱玉龙三教授，为证明上述三“蒙”为一地，皆着意研究公元前208年刘邦攻砀之战涉及的秦蒙县。方、刘二教授，以“砀”即今砀山县，三教授又皆以涉及此战的下邑，也在砀山县。砀、下邑、虞、睢阳（今商丘），“东西一条直线”，周勃从下邑攻睢阳北的“蒙”，回军攻虞，顺理成章。且考“萧、蒙”之“蒙”也在商丘北。

然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有关注疏及《水经注·获水》：秦砀县在今永城芒砀山西南，秦下邑又在秦砀县西。三位教授把攻砀的战场搞错，结论岂能不错？综合《高祖本纪》及周勃、曹参、樊哙、夏侯婴、陈胜各传的记载，司马橺，当是由汝阴（今阜阳）追击陈胜的秦军前锋将领。“将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砀。”刘邦由留（今沛县境），过萧（今萧县），至砀，击败司马橺。司马橺败逃下邑，刘邦“拔之”。司马橺再逃，刘邦令周勃、曹参追击。当时睢阳正为周市的反秦魏军驻守，司马橺怎敢往敌人窝里逃？更不可能逃到今“曹县南二十五里土山。”周勃又岂能越过虞、睢阳，到睢阳北或“曹县南二十五里土山”去攻“蒙”？司马橺“北定楚地”失败而南逃，是军事常识。是时，秦主将章邯正从陈（今淮阳）往东推进，司马橺南逃或西逃，才有向章邯靠拢的可能性，不可能向东北或西北逃。故秦“蒙”不可能在商丘北，而应在下邑南，那么，西汉梁国蒙县，岂得由秦蒙县而来？

今蒙城北四十里檀城古城遗址，经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吴加安、付宪国和考古研究所王吉怀、许宏考察，书面结论：是汉至商周文化遗址。西汉于此置山桑县。西北去永城八十里，去永城北、夏邑南境的古下邑，也不过一百几十里。周勃从下邑追击司马橺所攻之“蒙”，当指此地。为什么？道光《安徽通志》云：檀城即“蒙城故城。”万历《蒙城县志》云：“蒙城，春秋古邑名。”又云：“蒙为国，且数千年，旧故无志，于《寿阳志》中见之。”《颍州府志》云：西周为“蒙邑”。可见此地上古为方国，灭亡后为蒙邑，称“蒙”悠久。《江南通志》等史料言：檀城称“蒙”，因“东晋侨置”。经考证，不确，必在山桑前就称“蒙”。

秦统一六国，郡始初定，县级规划未及整齐即灭亡，秦县名，皆承六国县名。据《左传》，今涡阳西四十里城父，蒙城东三十里瑕城（今乌集），皆为楚北方边城，说明春秋时，宋国东南部，与楚国大致以涡河为界，蒙城北部为宋地。《春秋》：鲁桓公十五年（公元前697年），“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于袲（chi），伐郑。”杜预曰：“袲，宋地。”《春秋释例·土地名》曰：“沛国相县西南有袲亭。”《春秋地名考略》卷十曰：“袲在宿州西。”今从淮北市相山往西南，从宿州往西，各作延长线，两线交点，必为袲地，此交点即在檀城附近。蒙城北部，春秋属宋无疑。至战国，楚尽占淮北，于是宋“萧、蒙”，成为楚“萧、蒙”，故宋“蒙”、楚“蒙”实为一地。秦“蒙”既承楚“蒙”，庄子生于“蒙”，非楚“蒙”，又有何蒙？又，韦昭注《国语》曰：宋“萧、蒙”乃宋昭公兄公子鲍封国的城邑。考周代分封制，国君封其宗亲、功臣，无不赐地边鄙，以为藩篱。昭公何至如此糊涂，将国都北门之外封给其兄？上古绝无此例。且国都北门之外数十里，即孟诸泽，为当时天下十大泽数之一，与云梦相匹，更无建国建城之条件，故“萧、蒙”之“蒙”，亦不得在今商丘北。三教授之皇皇宏文，严肃维护“商丘说”，实与历史不尽符合。今国家教科书认定庄子为商丘东北人，蒙城与之争鸣，又何愧焉！

蒙城自宋元丰元年，县令王竟首建庄子祠，明万历十年，县令吴一鸾重建庄子祠，万历三十九年，县令王继贤出版《古蒙庄子》。历代“春秋二祀”。近年，县政府于漆园旧址三建庄子祠，又三次召开庄子研讨会。蒙城人民尊崇庄子，统绪不断。幸海内尚存《古蒙庄子》孤本，得浙江蒋门马教授帮助，获孤本全文，决定再版。蒋君点校，我蒙人张真，就精要阐释。其《觚言》，多有独到，发人类生存危机之警醒，直触《庄子》之精义。盛哉！蒙城研究《庄子》，弘扬老庄文化，后继有人焉。忝为序。

注：本文涉及诸问题的细节，可参阅《庄子故里考辨》（潘建荣主编，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中，方勇、刘生良、朱玉龙、潘建荣、王克峰各家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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