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上的故乡

很多的故乡，在云水或者草木之间，而我的却在青铜器上。

一

故乡在皖南。其中之一名曰南陵。南陵发迹甚早，史称剧邑，可如今地面文物已经寥落。地下出土的，却时有惊人发现。大工山古矿冶遗址、千峰山古墓葬群和牯牛山古城址，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专家认为，大工山是古人之工作区，牯牛山是生活区，而千峰山则是墓葬地，是很系统配套的。再有，南陵先后出土的宝物，如龙耳尊和吴王光剑，均为国宝级珍贵文物。也都是与古矿冶和青铜器有关联。所以，南陵一直有青铜文化发祥地之说。至于铜陵，原先是属于南陵的。所谓铜陵，乃是盛产铜之南陵也。南陵发其端，铜陵扬其波而已。

据清嘉庆《南陵县志》载，宋元祐四年邑人刘摭撰《宋青阳桥记》有曰：“南陵旧治临江，唐长安中，迁青阳城，其镇籍山，其浸漳淮，即今治也。”南陵是一座漂浮着的城市，从百里外的长江之上顺流而下，到了今天。

今天的南陵曾经是汉春谷地，屡见史乘。东汉末年的周瑜、黄盖等在这儿留有足迹。漳河边有一个水码头——黄墓渡，所谓黄墓，即黄盖墓。籍山城里香由巷附近的小乔墓，曾经被炒得很热。《三国志·吴志》载“故丹阳山险，民多果劲，山出铜铁，自铸兵甲。”青铜器不可一世的孤独，那冷艳傲气的光芒，一直在喧嚣的尘世间肆无忌惮地闪耀着。

1972年的初夏，城西之三里店吕山村村民在平整晒场时，竟然挖出了一柄古剑。在场的几人嬉戏之间，结果剑被掰成数段。

六年后，剑被当时的县文化馆追回。

再过六年，也就是1984年夏，全县进行文物普查。邻近的金坑村村民将收藏了12年的三段铜剑交公。前后六段残剑一拼接，居然完全吻合。至此，这柄剑残长43.4厘米，断成六块，分离了12年的青铜剑终于团聚了。剑上阴刻镶嵌篆书金字铭文，两行12字。今人多以为是“攻吾王光自乍，用剑以赏勇人”。铭文中“光”指的就是吴王光。阖闾，吴国君，名光，故此剑被称为吴王光剑，距今已有2500许年。

《战国策·赵策三》说，“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吴越之剑的锋利，不仅可以斩断牛马，还可以斩断青铜质地的盘匜。其无坚不摧，成名已久。吴王光剑一共发现有五柄，每一件都堪称国宝。其中的一柄，就这样神奇地出现在我的故乡南陵。

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之中国，庙堂祭祀、礼乐大典离不开青铜器；战乱频仍，无论是对外掠夺扩张，还是对内镇压维稳，作为冷兵器的青铜器，一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青铜冶铸业也是政权把控的紧要之处。《周礼·考工记》曰：“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吴王光剑出土于南陵，在吴头楚尾之间，当非偶然。

二

县西何湾，是丫山花海石林的所在，也是诗仙李白寓居之地。在那里，李白留下了旷古绝今的七言古诗《南陵别儿童入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不仅是诗人的精神慰藉之地，还给他东山再起、平步青云的机会。诗人一生仗剑去国，诗酒风流，却将一双子女寄宿于此。

青山村是漳河、青通河的发源地，也曾经是文房四宝之一宣纸的发祥地之一，其造纸业甚至比泾县小岭更早。上世纪70年代末，南陵的“镇县之宝”——青铜龙耳尊也是在这儿发掘出土的。《说文》曰，“尊，酒器也。”尊原是盛行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容酒礼器，器形以类似壶的圆体尊和方体尊最多见。后来成为敬重、推崇的代名词。如《易·系辞》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贾谊《过秦论》曰“尊贤而重士。”

此春秋早期龙耳尊被学界誉为“一件罕见的艺术佳作”。如今，在古色古香的南陵县博物馆里，仍然可以见到它的尊容：高28.2cm，口径27.5cm，足径23cm，重9.5kg。形体较大，器壁厚实，器身呈蓝锈斑，双耳呈铜绿色。大口广肩，肩腹部两侧以巨大的龙形耳为把手，故名龙耳尊。龙作回首状，竖耳，突目，张口，卷尾，形态生动。器身饰以横条脊纹，也称瓦纹，粗大凝重。肩部、圈足和龙身饰云雷纹，系吴越流行文化。而其精华之处则在于“二次焊接技术”，它的出土把二次焊接技术向前推进了约500年，是当时世界上最领先的成熟技术。

如果说龙耳尊的造型与纹饰展现了它的艺术鉴赏与审美价值，那么龙耳则向世人透露出那个时代的特征，说明它既是西周晚期青铜造型的集大成者，又是东周春秋早期的改革与开拓者。

美的创造都是这样需要突破，也是需要发现的吗？——那匠心独运的造型，锈迹斑斑的暗绿，微弱的光影照射下，龙耳尊传达出一种古老艳丽、厚实沧桑的文化脉息，绚烂至极、王者归来后的归于宁静，比时光还要薄凉，让人浮想联翩。

王陵华《南陵县文化遗产纵览》认为，青铜龙耳尊，是用南陵本地的铜原料，由本地工匠铸造制作的，是具有当时中国南方最高工艺水平的精美青铜器。它1990年入展亚运会，后又代表安徽参加北京奥运园区《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成为青铜文化的一个符号。

龙耳尊1979年出土，共两件，形制相同，均为国家一级文物。据说埋藏地下已有2700多年了，如今还完好无损。

三

“白云飞去又飞还，万壑千岩指顾间。

天半芙蓉争削翠，案头一点是工山。”

这是明进士宣城梅鼎祚的七绝《工山削翠》。“工山削翠”是南陵古十景之一。巍巍大工山，重峦耸翠，星罗棋布着以江木冲和塌里牧为代表的西周以来古矿冶遗址共44处。南陵古矿冶遗址在一派苍茫群山中，原本籍籍无名，因为李白曾经来过，以及他留下的不朽诗篇，从此，南陵便与诗歌和艺术，有了不解的缘分，也因此成为青铜时代一道绚丽的风景，千百年不变颜色。

再检索典籍，宋南陵知县郭峣《申免工山坑冶札子》有曰：“自六朝及唐，南陵号为坑冶之地，庾子山《枯树赋》所谓南陵以梅根作冶，其来久矣。《方舆》记载梅根，《寰宇》记载铜官山，《唐志》载利国山有铜有铁、凤凰山有银。又云梅根、宛陵二监钱官。今皆属他境，然其地亦不产铜矣。”

个中朝代之更替、区划之调整、疆域之变迁、坑冶之兴废，或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时光流转，到了清末民初，大工山脚下的上北乡十都一图汤村徐（今工山镇山峰村）出了一个徐乃昌。他民国3年（1914）受余谊密之聘任县志纂修，“兼程孟晋，无间寒暑”，历时10年乃成。全志体例完备，48卷，第一次编入金石志4卷，说“金石文字足补史乘之遗”；对南陵历代建置沿革，也详加论证，言之凿凿。而所谓金石者，多指古代镌刻文字、颂功纪事的钟鼎碑碣之属。后又参与编修《安徽通志》，名篇《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分为金器(钟、鼎、彝器)，石器，陶器，石刻，古物，杂识和补遗，共十七卷，另有《安徽金石古物存真》一卷。由此观之，徐乃昌对于故乡金石浸淫之深实非比寻常。

在《王国维年谱》中有两处提到徐乃昌金石古器拓本事：1918年。11日30日，致信徐乃昌商讨为其《吉金图》作序事。信说：“昨蒙颁赐尊藏彝器拓本，急读一过，赏鉴之精，为今日藏家之最，钦佩无似。近数年思集金文拓本，所得无多，一旦得此多珍，遂如贫儿暴富，何幸如之。敬谢敬谢。”……

撰《随庵吉金图序》成。序说：“其自序中具言攻究古器之法，曰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謚，乃为能尽之。呜呼！古器之学，略尽于此数语。”“南陵徐积余观察博雅有鉴裁，多蓄书籍金石，而所藏古器物尤精。戊午冬日，出所撰《随庵吉金图》，索余为序，余谓宋世著录之器不下数百，而存于今者不及百分之一，惟考古博古二图全帙具存，固知竹帛之寿有永于金石者。观察所蓄虽不逮潘、陈二家之富，然视盛王、二吴、三李、二丁固无以让，顾诸家皆无成书，而观察独用原父书例，成此一编，以饷后世，其于博古之功，正不知与潘、陈孰为优劣也……”

1923年。癸亥。2月，为南陵徐氏所藏古器拓本作跋数则，如《刺鼎跋》《父乙卣跋》等。

而在《王国维诗文集》里，尚有《题徐积馀观察随庵勘书图（三首）》。其一曰：

漫乙卢黄甲戴钱，北江戏语费衡诠。

世间尽有洪崖骨，不遇金丹不得仙。

徐乃昌收藏金石器物，编有《随庵吉金图录》《小檀栾室镜影》《镜影楼钩影》《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积余斋集拓古钱谱》等，金石乡情，悉尽于此。王静安推崇其以图录传古之功，尤其所藏汉唐古镜、古钩数量之多，品种之奇之精，为海内之冠。故叶昌炽亦有：“桑海以来，衣冠流寓，集于海上，其贤者，亦颇有如倦圃流通之约，节宴游玩好之资，为古人续命者，南陵徐积余观察尤其真知而笃好者也。积余熟精薄录之学，二十年前见于京邸，商榷古书，即有志于名山之业。”

此名山，莫非即指故乡的大工山吗？大工山不仅为南陵之出青铜矿业，也为世间贡献了一个文化大家徐乃昌。据悉华东师大现藏有徐乃昌金石拓片4500余通，皆另纸附有先生手书题签。先生孜孜以求，终其一生，乃南陵文化之化成也。

很多的故乡，在云水或者草木之间，而我的却在青铜器上。

先人们采之、冶之、铸造之，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也终老于斯。吴王光剑代表着兵器、战争和权势，龙耳尊则代表着礼器、和平和文化。它们如此神奇地走到一起。无论是风云激荡年代的披坚执锐，还是歌舞升平里的文采风流，青铜器都承担了不可或缺、无以替代的角色。

又是一年芳草绿，青铜器们无声地叙说着前尘往事，也似乎能够见证未来。多少年后，我们走了，它们还会在。一直在。

柳拂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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