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陈独秀

 

1909年底，陈独秀与高君曼同居，遭到双方家庭反对，被迫离家远走。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堂任国文史地教员，与君曼过着“相得甚欢”的隐居式生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消息传来，陈独秀无比兴奋，他对高君曼说：“辛亥革命以推翻清廷，建立共和为目的，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民主革命的浪潮席卷大地，民主、科学、自由的思想必将成为引领历史发展的潮流，其划时代意义彪炳千秋啊！……”

陈独秀与杭州革命党人奋起响应。陈独秀挥笔疾书革命檄文，并叫陆军小学堂队长周亚卫（光复会会员）用一张大纸抄好，然后由周与排长商文蔚在夜幕的掩护下，张贴在鼓楼、衙署等门处，浙江“省垣官吏闻之悚然”。同年11月6日，浙江军政府成立。

不久，安徽光复。同年12月12日，省议会开会推举孙毓筠为都督。孙马上电召陈独秀返皖，命其为都督府秘书长，助孙整治皖事，署理皖政。陈独秀赴任后为皖事改革工作，认为革命成功第一步后，要大刀阔斧地去干，实现革命理想。然孙毓筠认为革命已成功，万事大吉，该享受胜利成果，所以贪食鸦片不大理政事，而问事最多的陈独秀过于急躁，固执己见，与孙政见不一，便辞职去重办安徽高等学堂去了。

次年元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同年7月便任命老同盟会员柏文蔚接替孙毓筠为安徽都督。柏文蔚上任后急需得力助手，遂派人请来博学多才的挚友陈独秀再为都督府秘书长。

陈独秀也因早年与柏文蔚志同道合，故欣然同意。到都督府赴任后积极协助柏文蔚励精图治，改进皖事惠政于民。并为柏文蔚出谋划策，推行一些改革措施。柏文蔚将“一切施政方针”交由陈独秀等人实施，治理皖省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重要事务，又在陈独秀等建议下，实行皖省禁烟，查禁英商走私鸦片，并予以焚烧，此举是反帝爱国的行动，深得孙中山先生称赞。

1913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倒行逆施，引发孙中山的“二次革命”。陈独秀辅助柏文蔚积极响应，参加讨袁斗争。“二次革命”失败后，柏文蔚被免职，陈也随柏而去。陈独秀代表柏文蔚到芜湖驻军龚振鹏指挥部，斥责龚投靠袁世凯和对柏文蔚的不义，遭捆绑下狱，欲以枪决。后因旅长张永正兵谏，加上龚本人也曾是陈独秀岳王会的旧部，终于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出狱后，奔走呼号，拥护孙中山，保卫辛亥革命成果，因而再次遭袁军追捕和抄家。被迫离开都督府后的陈独秀，眼看“百政俱废”、全国人民“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本想“以编辑为生”，亦未成功，再次陷于极度困境之中。他在1914年6月10日给留日同学章士钊信中说：“国人惟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而其本人则“静待饿死而已”。在日本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伸出援助之手，邀请他赴日帮助编辑刊物。于是，这年7月，陈独秀第五次赴日也是他最后一次赴日。陈独秀在日本帮助编辑《甲寅》的同时，自己也写了不少诗文，痛切检讨和总结革命屡遭失败的原因，探讨救国新路。10月10日，他第一次用笔名“独秀”在《甲寅》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文章认为，近世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如今中国民无建国之力，袁世凯政府又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害民的罪恶活动”。文章呼吁：“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物，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此文反映了陈独秀十几年来为救国、为革命奋斗而不断遭到挫折后的苦闷心理，同时也表明他看到了探索新道路的新曙光———即中国的出路不在于当时国人热议的“建设共和”还是“君主立宪”，而在于提高国民建设现代国家的“爱国心”与“自觉心”。

1915年6月，陈独秀回国到上海，找老友汪孟邹要创办《新青年》杂志。后由汪帮忙，终于在同年9月15日使《新青年》创刊。此后，陈独秀忙于发动新文化运动，任北大文科学长，宣传“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将《新青年》办成同人刊物，又创办《每周评论》，与挚友李大钊等推动新文化运动波澜壮阔地发展，后赴上海，形成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的局面，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奔波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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