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陈独秀相识甚早。陈独秀说:“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1933年陈独秀在南京狱中,蔡元培为《独秀文存》作序时也说到:“二十五年前,我在上海《警钟报》社服务的时候,知陈仲甫君。那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我所不能忘的,是陈君在芜湖与同志数人合办一种白话报,他人逐渐的因不耐苦而脱离了,陈君独立支持了几个月;我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蔡元培主编《警钟日报》与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都在1904年,1904年到1933年应是29年,而非蔡元培所写的25年,但他对陈独秀的“毅力与责任心”印象深刻却是千真万确的。1934年蔡元培写《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文中提到“我对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仍指办《安徽俗话报》的事。
◎胡适一生得到的骂名可谓多矣,两个字的有:“走狗”、“汉奸”、“反动”、“竖儒”;三个字的有:“反革命”、“叛国者”;四个字的有:“丧行文人”、“无耻文人”、“胡说博士”;最长的是:“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对待这些谩骂,胡适临去世的那一天,即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的酒会上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大概在1936年4月,李霁野最后一次去访问鲁迅的时候,海婴也在旁边,他顽皮地指着鲁迅说:“中国的高尔基呀!”鲁迅慈爱地轻拍着海婴的前额说:“莫听他们胡说,我哪里配!”鲁迅随即从桌上拿了几块糖给海婴,笑着对李霁野说:“他的目的在这里!”
◎朱湘说:“博士学位任何人经过努力都可拿到,但诗非朱湘不能写。”又,朱湘从不看电影,认为那不是艺术。
◎蒋、冯、阎中原大战前夕,孙殿英去洛阳参加冯玉祥召集的军事会议,当他和冯见面的时候,冯紧握他的手说:“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对满清这一点,我干的是活的(指驱逐溥仪出宫),你干的是死的(指盗陵)。”孙听了这番话,满脸通红,忸怩不安,却很受感动,事后对人说:“总司令真伟大,他要是叫我卖命,孬种才会含糊!”
◎1949年4月,在北平参加国共和谈的张治中说:我们中国这个大家庭原来是哥哥当家,可是没有当好,把家管得很糟;弟弟能干,能把家管好,当然哥哥就该把钥匙交给弟弟。但不管怎样,兄弟总是一家人嘛!不能把哥哥当成罪犯……周恩来责问张治中:你们难道像兄弟一样对待我们了吗!你们国民党从1927年算起,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这笔账人民是要清算的!你们一小撮反动派挑起了全面内战,这些难道仅仅是没有管好家吗!
(李利忠,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文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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