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是在公元年底平定捻军起义后回乡休假的休假期间

刘铭传是在公元1871年底平定捻军起义后回乡休假的。休假期间仿佛晴天霹雳一声，一道圣旨传来，着刘铭传交部议处，予以革职，一下子把他震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革职的原因是铭军在陕西“哗变”，几天内溃散逃奔殆尽。这次哗变可以说是当时铭军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铭军驻扎陕西乾州一带时虽已发展到2万人，但很多下级军官和士兵是过去的太平军和捻军战士。他们虽然跟着当时的首领投降了刘铭传，但内心毕竟不服，于是，他们在军队内部组织秘密的会党，互相联络，待机而动。刘铭传平时只注意抓军事工作和扩充发展事业，对军队下层的思想政治工作很少过问，因此留下了致命的“隐患”。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刘氏家族人对刘铭传在推荐继任统领问题上有不满情绪。公元1871年底，刘铭传离营归乡看病，清廷要他推荐一个继任统领。依刘盛藻之见，此统领当推刘氏家族内的人担任为宜，并荐举了刘盛休。刘铭传这一回没有听他的堂侄兼老师的话。他对刘盛藻说：“子务师台大人，如果你不是同我一起归乡养病，这个继任统领非你莫属。至于刘盛休这个侄子，打仗倒可以，但管理统领能力不行，更何况推荐刘姓人，让朝廷和外人认为我刘铭传私心太重。”于是，他向朝廷密荐了一个天津籍的外姓人曹克忠继任统领。并要另一个外姓人王家璧予以佐助。铭军上下立刻群情汹汹，不服管辖。

曹克忠武人出身，高调处世，没有自知之明。他见铭军将官不太听话，为立威就常常严惩触犯他军颜的部下，三天两头就见到有人被打得血肉横飞或被推出斩首示众，这更激起了铭军将士的反抗。在甘肃军队马世俊骑兵哗变时，铭军内原先的“降捻多叛应”。尤其是铭字武毅右营，士兵举行了大规模的暴动，把营官几乎杀尽，然后逃之夭夭，不见踪影。清廷闻讯，震怒不已，除将曹克忠、王家璧革职外，还下旨将在家休养的刘铭传交部议处，予以革职。刘铭传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禁在家跺脚恨声：“用人不当，事情砸蛋。我的过错！我的过错！武夫曹克忠太浅陋，他怎么知道山海的高深呀？！”

刘铭传在家坐了3年冷板凳，内心如油煎火烧，不得已，一改昔日孤傲气盛的常态，分别给李鸿章和内阁学士、户部侍郎袁保恒及陕西巡抚邵汴生写信，请求他们“设法开复”他的官职。他还写信给刘盛藻和刘盛休，请他们设法斡旋，终于在公元1874年6月获清廷“特旨，已革提督刘铭传著赏还原官”。虽然恢复了官职，刘铭传却长期不受启用，两个月的假期变为13年的赋闲。

十几年赋闲生涯，刘铭传并非白白度过，相反倒是他一生中最佳积累时期。这期间，他干了两件大事。

一是阅读了大量的西方书籍和报刊。国内维新派思想家的著作，他也认真拜读。因此，虽是足不出户，刘铭传也能知天下大事。19世纪70年代，在平定太平军和捻军起义后，清王朝奏起了所谓“同治中兴、河清海晏”的乐曲，全然不知世界资本主义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中国的属国琉球群岛首先被日本占领。接着，中国的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各个边疆地区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危机，到处都敲响了告急的警钟。但一班权臣和文士却“咏太平、迷歌舞、竞党争、诟西法”，不虑国计，不思抵抗，不图改革，对此，刘铭传不禁心情郁闷。史载，每逢与朋友聚会、酒酣耳热之际，刘铭传就“太息敌国外患，辄孤啸不忍言”。他深感中国遇上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敌国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强也”，“御侮”和“变革”应该成为中国“最急最需”的大事。

二是结交了一批文人名士。与他常交游的有吴挚甫、马其昶、陈宝琛、徐润、薛福成、盛宣怀等人。他们有的是海内文宗，有的是洋务里手，有的是维新人士，有的是少年新锐。对他们，刘铭传是礼贤下士，虚心学习，真情对待。有两个例子足以说明。有一个湖北童生叫石超的小青年，不满18岁，才华横溢。一次，刘铭传宴请海内文人名士，小石超来了，递上一张贴子，管家问他找谁，他说就找刘铭传。管家问：“你和爵帅是何种关系？”，小石超说你就报告我石某人以兄弟的名分面见刘铭传。管家摇了摇头，认为这个小青年太嚣张，但还是去报告了，因为刘铭传平时打招呼，对待任何文人名士不得无礼。果然，刘铭传说“请”。管家引来了石超，石超长揖一下就坐到上座上，满屋人十分惊诧。刘铭传是奇帅遇奇才，就笑着说：不知你学问如何，先出一对子让你对，听好，上联是：“持三寸帖见一等男童生大胆称兄弟。”小石超不慌不忙，对出了下联：“手八行书行万里路布衣长揖傲王侯。”刘铭传大喜，延为上客，以后颇为重用。另一个曾任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会办，也就是副局长的徐润，是个兴办实业的行家里手，洋务能力很强，是中国创办保险业的先驱者，在投资近代工矿交通企业上也可说是百投百中。但天有不测，人有失手。公元1883年，他在上海投资房地产时，一下子亏折了80万两白银，陷入债台高筑、穷困潦倒的地步。公元1884年1月20日，正是光绪八年腊月送灶日。焦头烂额的徐润在家听说刘铭传派来几个差官来见他。徐润问他们有什么事。差官们掏出行囊中一百个大元宝放到桌上，说：“爵帅现在芜湖小留，吩咐小人们来见徐大人，送上一百只元宝。劝勿灰心，可认真做事，发达后再还爵帅。”徐润为此感慨万端，在自撰的《徐愚斋自叙年谱》中详细记载此事。与这些名士文人交游，刘铭传的思想大为开阔，改革维新思想日益坚定。在一次宴请诸名士的宴席上，喝得酒意微醺的刘铭传突然拍案而起，吐出他内心的真言：“公等识之，中国不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厉人才，不出十年，事且不可为矣。”当时正是中兴乐曲高奏之际，许多人醉生梦死，听他这一番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高论，诸名士们除伸出舌条吃惊外，还为这个行伍出身的武人能有如此深邃和先进的思想而感到由衷的佩服。有人曾为他赋闲13年打抱不平，他沉思后说道：无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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