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照片总是能记录并见证一段往事。
1965年9月,我作为“四清”工作队的一员来到芜湖市丝绒厂。这个厂是当时全市手工业系统第二大厂,职工千余人。工作队共有40多人,全部在厂里集中住宿。我被分配在力织车间,车间的任务是生产羽纱等丝绸制品,24小时不停机,连续生产,工人分为甲、乙、丙三个工班,8小时轮流倒班,生产任务紧张而又忙碌。我的任务是负责甲班的群众工作,全班69人,只有工班长和三四名保全工是男性,其余是清一色的“娘子军”,年龄最大的不过38岁,最小的还不满20岁,年轻而又充满激情和朝气。工班长名叫李开泉,30来岁,瘦高个,憨厚而淳朴。那时,工人们经常要集中开会,学习“四清”文件和时事政治,还要揭发厂里的“四不清”问题。看到工人们下了大夜班之后困倦疲惫的神态,我总是把该学的文件读得快一点,尽量缩短时间,让大家早一点回家去休息。
工作队要求我们对职工进行家访。当时,丝绒厂厂部位于鳌鱼埂,车间分散在张公桥、笆斗街、龙王庙、环城路。工人们的家大多数住在附近的儒林街、罗家闸、萧家巷、杏花村、乡朴佬巷、垄坊路一带。工作队规定,家访需要两个人一起去,我请保全工周元三陪我,他二十六七岁,大我二三岁,但我们很谈得来,容易沟通。我们一般是在工人下了早班以后,或者是上中班的上午去家访。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跑完所有工人的家。在和他们拉家常中,也拉近了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在家访中,我们的足迹踏遍老城区的每一条街巷,使我对那些古老的街巷和建筑增添了几分了解和亲近,无意之间,为自己四十多年后参与撰写《芜湖古城》一书积累了素材。
当时工作队还规定,每星期都要安排一天时间,到车间去劳动,我们只能帮忙干点杂活,无事可做时便在车间里转悠。耳听着织机隆隆的响声,看着女工们灵巧的双手忙碌的身影,总想帮点忙。偶尔,我也学着她们的样子,换一下织完的梭子,但是,有一次却弄巧成拙。我换过梭子后刚离开,班长巡视过来一看,连忙停下织机,拆掉已经织了两三公分长的面料,重新倒回来启动,原来我换梭时面料出现了松紧档!从此,我再也不敢自作聪明去换梭子了。劳动的时候总是跟着一位大家都喊“花大伯”的老师傅一起,拉着板车,去环城路边的准备车间,将“小纡子”装上车,再拉到张公桥的力织车间来。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20日前后,我离开了丝绒厂。但是,时隔三个月,9月19日,甲班的13位工友凑“份子”钱,邀我到中山路旁的“同庆楼”聚餐,说是“欢送”我。聚餐后,我们来到“太平洋”照相馆,拍下这张合影照,见证了工友们的真情实谊。
往事如烟。如今,每次见到这张照片,我便想起那一段难忘的岁月,想起那些可亲可敬的工友们,不禁要问:你们生活得好吗? 刘传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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