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一起熬

初中毕业那年，我十四岁。在父母的心中，我的文化里程已经结束了，那是一九八〇年。接下来我要做的事，只能是回归田野，学着干各种农活。

暑假尚未到，村子里给各家打制锯镰刀的铁匠师傅就上门登记数量了，这是专制的半月形割水稻的锯齿小镰刀。往年母亲都是订两把刀，交换着使用。这一年，母亲直接订了四把刀，我知道，那多出的两把锯镰刀便是为我准备的。

那个年代，在江南水乡，学会插秧割稻子是女孩的必修课，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技能。

记得暑假第二天，母亲便领着我下地割稻子了。炎炎烈日下，我光着脚跟着村里的女人们在稻田地挥刀割稻……只是一上午，我觉得自己快累晕了，热到呕吐，感觉腰也快断了，我瘫坐在田垄上大口喘气，在汗水与泪水的交织中，我开始对未来充满了恐惧。母亲说：这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是祖祖辈辈的活法。干农活就是慢慢熬，熬过这一季也就习惯了。

这么熬着坚持着，暑假已快过半，我每天跟随村里的女人们插秧、割稻子、脱粒……看着望不到边的稻田、堆成小山的稻谷，还有绿油油的秧苗，想着这没完没了的抢收抢种，我的手脚时常紧张得抽筋。

奶奶有时会叹息：瞧这丫头，文不能拿笔，武不能拿锹，这将来长成人，是找不到婆家了。妇女队长瞥瞥我说：一下地就伸懒腰，将来就算嫁出去了，也要被打出门。被她们这么一说，我的手脚越发疲软，甚至开始消极怠工。而母亲总是快速地割稻或者插秧，然后转回来接济我……

忽然有一天，我的初中班主任找到村里来，通知我去县城体检，因为我考上了中专学校。记得当时，我父亲接过通知书，激动得双手颤抖，而我母亲则喜极而泣。因为这一转变将改变我的人生轨迹，我将从此告别农田。

之后，我去读了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了一名小学老师。我在乡村小学工作了五年后，因为喜欢书法国画，常常在市里获奖，便被调到镇里的中学做了美术老师。

但我的梦想似乎不止于此，我想去美术院校系统地学习书画。于是工作十年之后，我毅然辞职去了南京艺术学院读书法专业。

去南艺的那年，我二十六岁。未来会怎样，心中全然不知，只是迷恋书画，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包括想遇见自己喜欢的人。

拉弓没有回头箭，已然迈出了，再苦也得坚持下去，反正也回不到从前了。破釜沉舟未必事成，但至少断了退路，只能朝前看。我开始丢弃从前作书画时的习气，以学院派的思路深入传统，扎实地临摹、写生，偶尔创作。

一九九五年，从南艺毕业时，我的小楷作品已经获得六届全国书法篆刻展的全国奖。当时的获奖是个意外，除了给自己增强一些自信心，其它一切如故。我需要重新寻找工作，需要租房，需要笔墨纸砚……包括需要爱。

那时候，我给老家芜湖的晚报写专栏文章，用稿费支付日常生活。之后又应聘去了一所实验中学当美术老师，课余时间创作、投稿，并尝试将自己的散文作为书写内容来创作手卷、册页、中堂……那十年，我获了很多书法类的奖，从全国奖到单项奖，再到兰亭奖，终于被世人认可，终于被收藏家关注……

曾经假想，如果再丢了工作，就打算开一家小饭店，客人用餐消费满一千元，就送一幅书法作品，消费满两千元就送一书一画……还好，我们赶上了好时代，书画作品的价位一涨再涨，如此，我便不必张罗着开饭店啦 ！

做自己想做的事，爱我所爱，这是人类幸福生活的标志。但这幸福通常源于我们耐心地面对各种煎熬，吹尽黄沙始见金。

那些年，我们一起熬 ！走过、爱过，我们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而我们的中华民族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也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大国身份。

韦斯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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