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危险,一年匆匆离去

随校内迁,辗转三所高校

“‘七七’事变后我仍回乡,过暑假后一样回青岛。那时北方已极紧张,战火立刻蔓延出来。家人亲友多劝我等等再说,我认为不要紧,反正有很多同学在一起。这一去就是八年,直到1946年我才得以回家看见亲人,而且还同回了他们的一个儿媳,两个孙儿女。回到青岛我立刻参加了有三四十位同学自愿组成的抗日救亡宣传队”。——《两次在山大的回忆》

平静的日子过了三年,国内局势紧张,象牙塔内也受到了影响。“一二·九”运动时期,因为开除进步学生,校长赵太侔引起了学生和多数教职工的不满,在加上山东军阀韩复榘借故缩减资助,给学校制造经济困难。1936年3月,赵太侔被迫提出辞职,教育部挽留无效,只好同意。1936年7月9日,教育部任命曾任私立齐鲁大学教育长兼代理校长的林济青,任国立山东大学代理校长。尽管林校长极力恢复学校秩序,聘任新教授,“但学校已经出现由盛变衰的迹象”(《山东大学史》)。

受学生中进步力量的影响,埋头书堆的徐中玉受到了鼓舞,他积极参加学校里的各种救亡活动,跟随学生下乡到崂山一带宣传抗日。早上跑步,唱救亡歌曲,午、晚排练《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等街头剧,还被推选为《寄生草》的导演。

随着日军侵略加剧,迁校迫在眉睫。作为学生会负责人,徐中玉和另外两人一起带领百余名学生随校南下,并在同学的邀请下参加了“民先”。山大的落脚几次变动,从芜湖到安庆,再到武昌,百余名学生随迁随走,到达武昌的一个小学教室里时,只剩下了五六十个。

炮火声中,望不到未来,徐中玉他们同样焦急,迷茫。不过,这时的一个小插曲值得一书。徐中玉回忆说,“忽然有个自称在青岛办《平民日报》的张乐古夫妇来找我们,我不识其人,但曾听说过他的名字。他说成都一个姓孙的军长要他去办报,但买不到船票,他打听到了山大要迁四川万县的内部消息,求我们替他们搞两张船票,并说如有兴趣一道去办报,他可介绍”。徐中玉他们这才知道学校的未来落脚地——四川万县。他们应允了,帮张乐古夫妇买了票,迁到了四川,除了几十名学生和几位青年教师外,其他的什么也没有,前途仍是一片渺茫。而张乐古的办报之说也遭到了徐中玉的怀疑,因为当时的形势,办报已不太可能,“我看张乐古这个老滑头不过想利用我们替他弄船票”。

徐中玉他们不知道的是,学校里的图书、仪器和案卷其实已经从学校分三批运了出来,一批257箱运至西安后,转运到了万县,第二批,也是最大的一批837箱物品材料,因南京失陷,全部丢失；第三批16箱转运至汉口,最终到了万县。那些未能运出的资产,在日军侵占青岛后,校舍成为敌人的海军司令部,除了一些家具外,其余的图书、仪器等都遭到焚毁……

徐中玉必须得为自己找到出路,所以他听说叶石荪老师已去成都四川大学任教育系主任、老同学蔡天心也在川大借读的消息后,立刻辞去了学生会的职务,和外语系同学丁履法一起去了成都。在川大,徐中玉通过表哥郭斌和的介绍认识了文学院院长朱光潜先生,并结识了方敬等众多文友,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国立山大在万县开课不久后的1938年2月23日,接到教育部训令:“将国立山东大学暂行停办”,学生大部分转入国立中央大学,个别转入其他大学。

消息传来,徐中玉接到通知,凡愿回去的都可以去中大当正式学生。“我因为在中大的熟人多,而且重庆还有我的几个亲戚在,决定仍回中大,丁履法也一道回去了”。

等他们赶到中大时,春季已经开学,他们可以先读四年级下学期的课,秋季补读四年级上学期的课,读完可先行离校工作,正式毕业则为1939年7月。所以,等于学号为27043的徐中玉同学读了5年的大学。

中央大学历史悠久,时任校长罗家伦为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插班进校,徐中玉还记得来自中大学生的异样目光,颠沛流离的山大学生用实际行动征服了他们。国立山大的学生不但篮球打得好,徐中玉还因为出色的表现,当选为中文系学生主席、学生自治会研究部长、中大文学会会长,并邀请到老舍、胡风、郭沫若到校演讲,轰动全校。再加上李茂祥教授口语了得,英文德文都精通,深受同学欢迎,国立山大师生证明了他们的实力!

然而,真正的国立山大彻底告一段落,1938年6月,教育部下令解除林济青国立山东大学代理校长职务,国立山大在学校历史的版图上短暂消失。

“复校后的山大决定聘请武汉大学朱东润教授为中文系主任。朱先生因专业相同我们很熟悉,他知道我是山大校友,约我一道回山大工作。这时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已发给我聘书,但经朱先生转介后,山大的副教授聘书也寄来了,我因喜爱青岛这个自然环境,基本决定回山大”。——《两次在山大的回忆》

1939年徐中玉在中央大学毕业后到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研究古代文论。1941年起担任中山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复员教育、振兴华夏成为当务之急。迫于舆论压力,国民党当局决定恢复山东大学。1946年,赵太侔再次被委派为校长,全面负责复校工作。

于是,赵太侔继续延聘师资,请来了游国恩、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黄孝纾、丁山、赵纪彬、杨向奎、萧涤非、丁西林、童第周、曾呈奎、王普等专家学者。这一阵容,在当时的高校中,属于高配无疑。

在中山大学任中文系副教授的徐中玉也接到了聘书,开始,因为妻子在中山大学任讲师,徐中玉有些犹豫。“后来这个问题经王恒守先生洽商也解决了,所以最后才决定回到山大。想不到我是回来了,朱东润先生却未来。中文系主任后来知是由历史学者杨向奎先生兼挂的”。

1946年,徐中玉再次登上了由上海到青岛的客轮,不同的是,跟他一起抵达的是家人和宋君复先生。没有了新奇感,满满的,是回忆。

来到山大,中文系只有一个年级,所以徐中玉担任了全校普设的三班“大一国文”,并在赵太侔的极力劝说下,兼任了训导处“课外活动组”主任。然而,本来只想教书的徐中玉,因为这个职务,卷入了政治的旋涡,并逼迫他再一次离开了山大,离开了青岛。

徐中玉说,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反内战、反饥饿”运动的浪潮下,学生们要出刊物、组团体,举行集会,他的职务是审查学生的活动。而他不愿意做,就跟训导长刘次箫反映,说只开展文艺活动。

因为第一次在山大时就认识了文学领路人王统照先生,加上诗人臧云远在青岛,三人经常谈天畅饮,有时在观海路王统照先生家,有时在四方一家火柴厂,有时在中山公园茶社。徐中玉兼职编辑着《山东新报》的《文学周刊》,后来又接了青岛《民言报》的《每周文学》,约王统照、骆宾基、许幸之、臧云远的文章,进步倾向明显。“我一面背着‘课外活动组’这棵沉重的‘水木梢’,却在刊物上发表进步文章,公开支持学生行动,同时又想和统照、云远两位筹建全国文协青岛分会,引来当时青岛警备司令部的厌恨”,“果然《民言晚报》不指名地称我为‘奸匪’的文字就出现了”。教育部长朱家骅给赵太侔发布了密令,说徐中玉夫妇有“奸匪嫌疑”,应该立即解聘。赵太侔回电:“徐中玉……以写作争取文艺界之地位,立论稍激,系近来一般作家之态度,徐亦未能例外,唯在本校任职期间,尚未发现有何显著之活动”。

赵太侔去了山大第二公舍徐中玉家中,直接给他交了底:“聘书发给你了,你仍可以来,但这里已成孤岛,安全方面很难说,你自己考虑。如果你愿意到别处教书,我可以介绍。”赵太侔的坦荡令徐中玉很感动,他理解赵的处境和为人,当即表示暑假将赴上海,不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样我就离开了重回任教的山大。到码头送行的是高哲先生。另外有个跟踪我的陌生人,直看到我坐的轮船离岸了才从码头走开”。

自此,徐中玉没有再回到山大,1949年后,“童第周先生几次带信来希望我仍回山大工作,因家人孩子全已在沪定居未能如命”。之后,徐中玉与青岛的接触则是三次的短暂赴会,一次他回到山大校园转了一圈,假期里,旧日的校园里些许杂草让他有些伤感,毕竟,这里承载了他的青春记忆。

之后,徐中玉在沪江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并兼任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起先后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高教自学考试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1981年,由徐中玉担任主编的全国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出版,他还主编了文学研究丛书7套、大学教材《大学语文》5种及《大学写作》《古代文学作品选》等,恢复了中断近30年的大学语文课程。

2019年6月25日,徐中玉大师离去,留下他在青岛的《绿色的回忆》,他说:“请置念我们的青岛,犹如我们不忘记自己的衣服和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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