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住房变迁史

夏燕玲

改革开放40年来，衣食住行水平大大提升，特别是居住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几十年里我家的数次搬迁过程最具代表性。从记事起我的家在桂江边的大学路上，是木柱加上竹蔑编织的棚子。从屋里透着亮光的缝隙可看到街上的行人。

上世纪60年代，政府规划在桂江上建大桥，随着大学路的拆迁，我家搬入父亲单位的职工宿舍，六口人被安排在二楼一个只有十二三平方米的单间，父母的双人床和我姐弟的双层架床呈“丁”字型摆放。几姐弟上下床只能从床头往里钻。在那儿我们度过了三年的自然灾害困难时期，也度过了我的童年时光。

1966年随着父亲单位的搬迁，我家也搬到莲花山的厂区。厂里把一座旧水泥厂废弃的锅炉房用木板间开并改造成职工宿舍，那座房子共六层，地面那层是工厂的木工车间，我家被安排在顶层一个20平方米的单间里。一家六口在房子里摆放四张床，床头紧挨着，房子两边铺了床之后中间仅能放置一张书桌，我们姐弟几个坐在床沿伏书桌完成作业。没有厨房厕所的空间，大伙只能在楼下空地上搭盖一间棚子，作厨房厕所之用。在那座宿舍里居住的日子，让我最难忘也是最难受的是每年夏天的夜晚：那个年代许多房子都用一种叫“苏联瓦”的厚瓦片盖的。白天太阳把那厚瓦片晒得滚烫，夜里把人烤得简直像烙煎饼一般无法入睡。

1977年，单位给我安排了婚房。那是一座两层的筒子楼，由工区材料仓库改造而成，能拥有这大约18平方米的单间我已经属于非常幸运的了！那座楼的地层存放临建材料，二层安排8户职工入住。厨房厕所全在楼下的临时搭建的工棚。8户人家的锅灶紧挨在一块，同一单位的工友们在差不多时间下班回到家做饭。那时，我们邻里之间关系特别和睦友好，相处十分融洽，哪一个做了好吃的经常会请邻居尝鲜。我的儿子就在那儿出生的，刚满周岁的他常爬到邻居家玩，邻居的一只大花猫成了他的玩伴。

1979年我丈夫从部队转业回梧州工作，国家按政策分配了一套房产局的公租房，是一个有带厨房厕所的26平方的单间。那是一幢刚建成的六层楼房，我家分在三楼，为了要安排帮我带孩子的家婆居住，我们请来师傅将单间用砖墙一分为二，里间我们跟儿子睡大床，外间铺个小床让家婆睡。一晃时间到了1984年，随着女儿的出生，原来觉得很宽敞的住所变得拥挤了，于是我们在外间的小床上面的空间搭个小阁楼，让儿子睡到阁楼上。

在那26平方米的房子里我们一家一住就是17年。在那里我的儿子完成了他从小学到高中并考上大学的学业，女儿也上了中学。

1997年我们搬到70平方的房改房。在这套明亮的三房一厅带厨房卫生间和阳台的套房，我们全家人能拥有各自独立的卧室，这是过去做梦也不敢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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