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民
我们都知道衣食住行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住”的问题与每个人每个家庭关系尤为密切。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随着家居环境的改变,“小家”幸福感也得到了逐步的提升,也见证了“大家”日新月异的巨变。
我这辈子曾经历过数次的家庭搬迁,每搬一次,就有一次收获。1954年,我从梧州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市工厂路小学工作。我和几个年轻男老师就是没有地方住,学校领导就让我们挤在一间潮湿的平房小教室里。生活虽然清苦,但大家有说有笑,倒也有几分乐趣。
1964年,我结婚了,我千方百计从市房产局租到了20多平方米的单间房。那时,厨房和卫生间都是两户人共用,出入不大方便,但比起住集体宿舍则舒服得多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物质生活条件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工厂路小学校园内建起来一栋七层楼高的教师公寓楼,每层两户,可解决10多位老师的住宿问题。那时住房分配原则是按教龄长短统筹分配,我教龄较长,有幸得到了一套40多平方米的公租房,两房一厅还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心情更舒畅了。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城乡,也吹进了校园。上世纪90年代,本人有幸分到了一套八十多平方米的住所,每人预付款四万元:这套房子实实在在归个人所有,这真让我喜出望外。
从住集体房到租房再到买房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住房问题,这正如香港歌手成龙在《国家》这首歌中所唱的那样,“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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