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荫打我记事起每天黄昏三大爷就坐在硷畔上神色里带着

林荫

打我记事起，每天黄昏，三大爷就坐在硷畔上神色里带着无限的企盼和渴望。当营长的儿子接他到营地享清福，不成想却制造出一串故事：到了部队，打小就窝在陕北的三大爷此时住着单间客房，有勤务兵伺候着。夜深了，他吹不熄电灯，用湿毛巾去捂，灯泡炸了；上茅房没有老家那样的土圪垯，抱着肚子跑到二里外的庄稼地；让他洗漱的香皂当作了食用的点心，味道香，可吃着太恶心难以下咽，剩着又怕给儿子丢脸，只得偷偷丢进茅房。勤务兵发现老太爷的香皂用光了，第二天又端来一块，第三天照旧……这哪是享福，分明是折磨。三大爷憋着一肚子不畅，返回了村子。

这块土地的穷困、闭塞、落后、寒酸、粗俗所引发的种种世态炎凉之事总是刺戳着我的灵魂。

文工团上班后第一次去西安，返程时，为了多买几个白面饼子与西安人发生了争斗。食堂规定一人只可买两个，我们四个男生重复插空排队时，受到了人们的谴责，争吵时口音露出了身份，好些人不屑地议论：

“怪不得，原来是陕北的。”

“陕北人，眼小、脸厚……”

话语激怒了我们，引发了斗殴。我们程度不等地都受了伤，但痛不可忍的却是看不见的灵魂创伤。那种伤及内脏的不如人和极端的“人穷志不穷”的烈焰时常燃烧着我的肝肺，常常有种拳头握成拳，不知心恨谁的感觉。

十几年前，我们一帮三十多岁的男女，有幸受国家文联委托，代表中国赴西欧荷兰参加一个国际民间艺术节。团队整体装备的差异和西欧人超出我们许多倍的富裕，极其地突显出了我们的贫困。心里埋怨国家文联为啥要选我们这样一个贫困区的团队来现眼，而不送一个南方富裕之乡的团队为国家长脸呢？带队的县长当时还没有手机，可荷兰农户野放的奶牛都是用BB机遥控着。

这块土地的儿女们，谁不对“陕北”这两个字，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可在漫长的过去，出门在外的游子，每每与人谈及故土，谁都难免心里一揪，笼统地说是陕西来搪塞自己的虚怯。

改革开放三十载后的近几年，我和“黄土地艺术团”新一代的帅男靓女们曾三赴上海、四进北京、无数次下西安以及成都、杭州等许多城市参加各种文艺活动，路途在火车的卧铺车厢里，外地旅客问我们是哪里人？年轻演员们都是毫不思索、十分硬气地脱口而出——陕北。外地人就会眼睛一亮，兴趣很浓地谈论起神府的煤、定靖的气、绥米的文化以及过年时的扭秧歌、大碗唢呐和信天游。我总是静静地坐着，听着人们的谈论，心里漫荡出无限的欣慰。

三大爷的孙女婿，在神府开发煤业，去西安新区购楼，人家看他那一身本色衣着，便说此楼价贵。他却指着最好的那幢说：家里人多，这一溜我全买了……这也许是个被夸张了的美谈，但陕北人在西安人心里的位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新中国六十华诞，我们一帮绥德男女，坐飞机赶赴首都，站在陕西“三秦新韵”的彩车上，扭着秧歌从天安门前飘舞浩荡而过，把榆林符号、把这块土地的风采、把故乡父老的底气和精神风貌彰显在这伟大而神圣的历史时空点上，那火焰般燃动的红绸里，释放出无尽的榆林儿女对祖国振兴的祝贺，也极大地包含着榆林大地蒸蒸日上的意韵，无比地凝聚着榆林百业兴旺的气象……

我庆幸我是陕北黄土地的子孙，我庆幸我是榆林的公民，我庆幸我是绥德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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