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追星“到“造星”

■李苏明

我出生在共和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春，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因为与新中国一同成长，我对半个世纪以来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天壤之别的变化感触特别深，这些变化包括各方面的，尤其是文化方面，这不，我们家包括我在内的主要成员，就从当年的“追星”一族变成如今的“明星”一族。

我记得，我家最早的娱乐设备便是一台“红星牌”收音机，那是1952年我父亲被评为神木县农村先进工作者后榆林地区公署（今榆林市）奖励给他的。当时，这台收音机摆在我家堂屋正中的柜子上，上面盖着一块红布，比现在50英寸的液晶电视还要气派，引得村民们羡慕不已。

很快，我父亲就把收音机捐给村委会让全村人分享。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收音机成了人们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通过这台收音机，我们全村人有空了就挤到村委会办公室收听新闻和天气预报，还经常因为去晚了没有地方容身，虽然信号不怎么好，但空闲时间还是可以收听到梅兰芳的京剧选段、马三立的相声选段、单田芳的评书……因为收音机是我父亲捐出的，所以我每次放学去，他们总能给我挤出个座位来。

听多了，我就迷上了这些艺术大师，收集抄写和他们有关的一切信息，这如同现在的年轻一族追星一样，我们那个年代也“追星”。

在旧社会，我们全家人不知电影为何物，只知道这东西是有钱人的“奢侈品”。而在1956年，陕西省的电影下乡进村活动让我们全家人终于在村里看了场电影，而且是免费看的电影。这场电影的名字叫《霸王别姬》，其实就是用胶片直接拍的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的经典京剧舞台选段《霸王别姬》，时长只有45分钟。看过这次“电影”后，我们全家就喜欢上了这个叫“电影”的神奇玩艺，每次听说十乡八村哪里放电影，不管多远父母都带着我前去观看，对我们孩子最大的乐趣和快乐就是每月底那场露天电影。而我们一家被人称为“追影”人，我们一点也不介意，因为大家都是“追影”人。“追影”结束，我还爱收藏电影海报，看完电影就偷偷地去把墙上的海报撕下来，带回家珍藏起来。

那个年代，在陕北榆林农村放映露天电影无异于今天的“嘉年华”，露天电影给了我们太多的精神食粮与难忘的记忆。我们全家先后看过《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鸡毛信》、《渡江侦察记》等优秀影片。光阴似箭，露天电影没看几年，很快就是文革年代，在文革十年，我们全家基本没有看过电影，看过的都是看过数十遍的样板戏。1977年恢复高考，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我终于在学校大会堂见到了传说中的电视，不用胶片，不要幕布，只要通上电就可以“放电影”，而且天天都可以看，真是个神奇的宝贝。

在学校，我们班曾接到一项光荣而又神秘的任务，为电视连续剧《中国商人》剧组“跑龙套”。那时候刚刚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电视觉得很稀奇，拍电视就更稀奇，听说这一天不用上课，还可以接拍电视，近距离接触明星，有东西吃，还有钱拿，这样的好事，大家都乐开了花。那天拍的是一场大公司餐厅午餐戏，主角要边吃边商量事儿，我们就是在旁边吃饭的“公司员工们”。副导演让我们男女分列两排，每人穿一件崭新的工作服，端一个快餐盘，到窗口打一份快餐，然后一部分坐下，摆好吃的姿势，另一部分分散于各个角落，等开拍时就端着盘子走来走去。

开拍不到1分钟，主角进来了，骚乱就在突然间发生了，几个该坐着吃的立即放下筷子，几个该端着盘子走的马上放下盘子，大呼小叫地跑过去把高曙光围了个水泄不通，现场一片混乱。总导演气呼呼地说：“乱弹琴，重来！”于是又吃又走。这场几分钟的戏足足折腾了3个多小时，反复拍了几十次。晚上的戏大家乖多了，非常配合导演的命令。可骚乱还是发生了。当电影新秀陶慧敏一出现，“追星族”们又兴奋至极，纷纷拥到演员跟前。汹涌的人潮吓得演员们马上转身一溜烟钻进了面包车，“追星族”们不依不饶地围住了面包车。我也抢了一张纸，奋不顾身地“杀”向被重重包围的面包车。当我满头大汗地从人群中挤出来时，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我手中的纸，已有了陶慧敏的签名。而几个在现场被吓呆的老外对我们的行为表示非常的不解。

大学毕业后由于工作经常需要出差，也方便了我自己的“追星”行动。工作数年后，我有了一定的积蓄，便买了照相机等用于“追星”的器材。我开始用摄像机记录家庭生活的片段、照相机拍摄工作和生活的点滴，并且一发不可收拾，至今我家的相片已有3000多张，录像带有300多盘，相册有30多本。我还先后在电影《西安事变》《老井》《美丽的大脚》和电视连续剧《新乱世佳人》《红日》《金色海湾》等10多部电影和电视的拍摄中演过大小不等的角色。

如今，我家已有9部照相机、6部摄像机，我已成为我家的“大导演”了。我们全家人都是我的演员，我拍摄我们全家人游陕北,追寻陕北风味小吃的生活纪录片，今年8月还在央视《东方时空》之“百姓故事”播放，10月又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快报》播出。现在，全家人走到马路上，经常有人见到我们就要求签名或合影，我们成为远近闻名的“明星”了。

3000多张照片、300多盘录像带、30多本相册，它们记录了一个家庭的变迁，更见证了祖国60年的巨变，铭刻着一个时代的烙印。60年一甲子。一甲子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不算长，但在个体的生命旅程中却是漫长而宝贵的。当我将自己的人生命运融入祖国的发展历程，当我们将祖国的日新月异纳入自己的人生观察，这其间有多少的沧桑与浩歌！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全家“追影”、改革开放初期我“追星”、到如今我不断“造星”，自己也成为“明星”被人追，真的有些匪夷所思。所有这一切幸福生活，都是强大祖国所赐。60年间的种种变化让我感慨多多，而自己经历的只是千千万万国人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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