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城市边缘的“农二代”

本报记者 阎莉

12月11日，咸阳气温骤降，阵阵寒风裹着枯叶毫不留情地扫过路面。晚上8点，22岁的陆艳匆匆脱下工作服，拎起包和同事欢快地告别。在附近的一家小吃店吃了一碗3块钱的米线后，向南安村的租住房走去。昏黄的路灯下，青春高挑的身影被拉长又拉短，渐渐隐入闪烁的霓虹和如织的车流中。

生活简单却不枯燥

这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是陆艳和另外两个女孩合租的，每人每月80元。房间内除一张公用的桌子，就是三张布置得个性而温馨的单人床，床下堆满鞋和一些杂物，衣服都用衣架挂在一道拉起的绳子上。还有一个简易衣橱，是另一个女孩的。

进门后，陆艳先跑到自己床边，打开电热毯的开关，这是她冬天唯一的取暖设施。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由于经常搬家，不能置太多的家具和物件，一个皮箱和一个大纸箱，就装下了她在这个城市的全部家当。

4年前，18岁的她在同乡引荐下，离开武功老家，到市区一间火锅城当服务员，一年后，她就毫不犹豫地辞工了。“太辛苦了，从早上一直忙晚上，衣服成天都是油腻腻的，侍候人不说，还老挨骂。”最后坚定她辞工决心的是，一次与姐妹出去逛街，一个店员说她是火锅店打工的。这句实话大大地伤了陆艳的自尊心，她讨厌极了身上总去不掉的火锅味。

几年间换了多少个工作，陆艳也记不清了，超市收银员、服装导购等等，干得时间最长的是卖衣服。2个月前，她从嘉惠的一家服装店辞职，到渭阳西路一家门店内卖化妆品，工资也由以前的800元左右涨到1000元。

下班后，陆艳一般会约上朋友去网吧或的厅，常常玩到半夜，她的QQ上，已挂了80多个好友，大多都不认识。“上网还是来咸阳才学会的，刚来时，人家一问我有没有QQ，眼睛都瞪大了。”说着，陆艳拿出手机，给记者看最近她和朋友去西安玩拍的照片。“下班就找朋友玩，放松放松，也能多认识些人，反正回来也没意思，现在找工作，基本都是朋友互相通信息。”言谈中，陆艳对自己广泛的人脉关系有些得意。

没钱也不回家

打工能挣多少钱？对记者的提问，陆艳几乎不假思索地说：“挣不了几个钱。咱又没文凭，又没技术，找不到高工资的活。有时运气好，一个月加上提成能拿一千多块钱，有时出了差错或丢了东西，只有三四百块，多数时候也就七八百元。”

挣不了钱还留在城里干吗？陆艳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沉默良久才说：“城里肯定好嘛！”

尽管经济常常捉襟见肘，但陆艳对家人从来绝口不提，不仅怕家人担心，更重要的是害怕母亲让自己回家。“刚到咸阳时，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包吃住，每月还能攒下三四百元，那年过年回去，还给了我妈5000元。后来卖衣服，食宿要自理，等交完房租，刨掉吃饭，再买个衣服、日常用品什么的，就不落钱了，有时病了，钱都是找姐妹借的。有个月扣钱要厉害了，吃饭都得省着。所以后来再不给家里钱了，不过家里人也没说啥，也不靠我挣钱养活。”

“就是今年，我妈老打电话让我回去，说要给介绍对象，挺烦的。”陆艳叹了口气。

陆艳说，她们朋友间借钱是经常的事，但一般都不会太多，一、二百块，有时几十块。“出门在外，谁没有个困难，都是互相帮忙，你帮别人，下次别人才帮你。”

说话间，合租的两个女孩下班回来，她们穿着时下流行的短棉外套、短裙和高靴，尽管做工和面料有些粗劣，但在青春的映衬下时尚靓丽。刘玲和吴红分别来自渭城区周陵镇和乾县，来咸阳已五六年了，合租使3个不同县区的女孩走到一个屋檐下。

“现在钱越来越不值钱，老是不够花。”陆艳向记者抱怨，“你少买些衣服就够了。”刘玲插进话。陆艳自己也承认，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消费速度，以前经常在嘉惠、外贸店买衣服，现在攒好几个月钱到民生买衣服，为此不惜在伙食上克扣自己省钱，“民生的衣服看着上档次。”陆艳说。

上班常挂嘴边

陆艳们被媒体冠以一个新的代名词——农民工二代。他们大多是80后、90后，学历不高，经常泡网吧，收入微薄，租住在南安村、北安村、吴家堡等城中村。

与父辈们相比，青春的梦想、都市的繁华、信息的更新、观念的置换，种种心态与环境的改变，他们拥有了一颗不“安分”的心。他们不屑于父辈曾劳作的餐饮、建筑施工等底层职业，能像城里人一样每天体面地上班，下班后轻松地流连于娱乐消费场所，是他们的梦想。在采访中，记者听到他们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是“上班”，“我今天下午4点的班”，“XX到民生去上班了”，“我忙得很，等下上班要上货”……一种干脆、自信甚至略带自豪的口气。上班，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在这个城市有了收入，站住了脚，意味着这个城市承认他们的价值所在，意味着他们成为城里人最重要一步。

然而，在他们眼中，被羡慕、认为是体面的工作，却是到名牌专卖店当导购、到手机卖场卖手机、到大商场卖化妆品、到移动收费……由于没有较好的学历背景，在一些高档消费场所从业，是他们渴求的工作，因而一旦有人在这些地方工作，哪怕只有几天，也会在他们中津津乐道好几天。

成功者心理有落差

孙强俨然是同村年轻人眼中的成功者。在美发店学习2年烫染理发后，2008年，他终于在东风路开了一间自己的理发店，生意不错。他在附近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单元房，每天起早贪黑，两点一线，5年内在咸阳贷款买房，是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时尚的发型，讲究的服饰，礼貌的谈吐，如果不说明，他的举手投足应该是人们眼中的城里人。但是孙强总觉得，自己与这个城市隔着一层无法捅破的薄膜。“心理还是觉得有差距，不知道哪方面不对，反正和家在咸阳的朋友在一起，总觉得有落差。”

孙强告诉记者，留在咸阳，在咸阳成家立业，是他从礼泉老家出来的目标，为此，他竭尽所能地拼命努力，以前当学徒时，为了多学点技术，他没少看美发师和顾客的白眼，手洗破了，手指也被药水侵蚀变色，但他拉下脸坚持着，终于有了一批自己的顾客。他说，自己还算不上成功，只能说在咸阳刚立住了脚，与城市的孩子相比，农村娃要在城市立足，真是太难了。

也许是难言的心理作祟，孙强很少与城市的同龄人交朋友，即使成为朋友，也不会交心，自我设置心理壁垒，使农二代小心地保护着自己脆弱的自尊心。

有人将他们的生存状态与当下苦于求业的大学生相比，孙强告诉记者，与同龄的年轻人相比，挣扎在城市的农民工二代还是要输上一筹，他们不仅输在就业竞争、薪资差别上，更输在心理优势上。城市大学生再难，他们拥有城里人的心理优势，即使农村大学生，他们也有一张盖着红章的文凭支撑最后的骄傲。但农二代，无论怎样成功，潜在的自卑心理，使他们永远在精神上与城市隔了一层。

落户城市有心无力

渴望城市生活，是农二代拒不回家的原因。然而现实的社会环境，落户咸阳对他们还有诸多难度。

今年下半年，咸阳市全面推开了农民进城落户工作。根据政策，在咸阳落户的农民，需要提供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和首次缴纳社会保险的凭据或证明，在县城或中心城镇落户的条件还略有放宽。

“谁给你签合同、交社保呀，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就不错了。”农二代们说。

由于从事的大多是些低端、临时性的商业工作，他们中签订劳动合同的非常少，而相对正规的生产企业，由于距离城市较远，不想去。刘玲刚开始就在城郊的一家食品加工企业上班，但劳动强度大、经常加班，她最终辞职了。经过周折，现在她在一家商场卖化妆品，对这个职业，她比较满意。“离市区近嘛，吃住行都方便，朋友也多。”她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对年轻的农二代来说，在频繁的职业更替和微薄的收入下，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事，劳动合同和社保说起来还显得遥不可及，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胸怀留在城市的梦想。

在青春与多元价值观鼓动下，年轻农二代努力地走近城市，却总是游走在城市边缘，他们不甘心回到农村务农，渴望在城市为自己找到一席之地，为此，他们在有限的收入中，从服饰、语言、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包装自己，努力融入城市中。他们中的一部分，即使通过亲友或自己努力，在经济能力上站稳脚跟，但在心理上，永远给自己打上了一个外来者的印记。

年轻的农二代，当青春逝去，激情过后，支撑他们继续渴望城市的信念还留存多少？他们自己也无法说清。但目前，到了婚嫁年龄，如果还无法在城市中找到一席之地，一部分女孩会在城市的游走中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有的以婚姻为代价留在了城市，大部分还是回到了家乡。曾在城市的奋斗，或许是他们很多年后回忆青春的一段不悔回忆。 （C）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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