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与一件碑林残石的传奇经历

      这块刻于东汉汉灵帝熹平年间的“熹平石经"残石，是1931年于右任任南京监察院院长时，从洛阳古董商人手里买到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于右任怕石经残石放在上海不保险，1936年又由上海运抵西安暂存文庙，交由富平人省考古会委员张鹏一代为保管。张鹏一先是将其埋藏于碑林东院，1939年10月，张又将其挖出，乘骡车冒险出城，历尽千辛万苦，将石经运回家乡富平县董南堡村，吊挂在家中一口枯井内。1943年10月，张鹏一病逝于家中，临终前一再嘱咐家人要悉心保护石经，一定要完璧送归于右任。

苗禾田

西安市政协原副主席马文彦，陕西三原人，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受李大钊委派担任于右任的俄文翻译，同往苏联敦请冯玉祥回国参加了五原誓师和西安解围战，后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 1936年，马作为杨虎城的参议参加西安事变。 1983年3月病逝。1978年我调市政协工作期间，多次听马老讲过熹平石经残石流徙西安碑林的经过，现记叙于下。

一

“熹平石经"是我国第一部官定石刻经本， 因刻于东汉汉灵帝熹平年间， 又只用隶书一种字体书写，故称“汉石经"、“熹平石经"或“一字石经"。

东汉以后， 随着封建政治的成熟，儒学研究日益细致化、学术化，研究古文经学蔚然成风。 古文经学家注重文字的训诂与考证， 随着他们对古文字研究的深入，从而使规范经书文字成为可能。 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议郎蔡邕、张训等上书要求正订六经文字。皇帝批准后，蔡邕、张训等将《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经典选定正本、订正文字。

参与者们对汉代通行的经学流派经书文本进行参验比勘后， 择善而从，确定了经书的标准文字;再由多才多艺的蔡邕笔蘸朱砂， 用漂亮的八分书———隶书在碑石上写好经文;最后工匠依文镌刻。工程从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起至光和六年(公元183)止，历时9年，全部碑文约20万字。石经刻成之后，立于都城洛阳太学门外。46方经石，各高一丈许，广四尺，两面刻，骈罗相接，非常壮观。《后汉书·蔡邕传》云：“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可见当时盛况。

“熹平石经"的书法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的典型。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 ……石经是两汉书法的总结。"“熹平石经"集汉隶之大成，对汉字字体由隶变楷的过渡，起了桥梁作用，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烧毁洛阳宫庙，石经开始被损坏。 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北齐高澄时将石碑从洛阳迁往邺都，结果在半路上掉到水里，运到邺都的还不到一半。隋朝开皇年间，又从邺运往长安， 但由于隋官府不重视，营造司竟用石碑做柱子的基石。到唐贞观年间，魏徵去拯救这些文化瑰宝时，已是十不存一。以后就仅剩些拓片和零星出土的碎石残片。1925年，在洛阳原汉魏时期的太学遗址上，出土了一面大石，此石两面各刻《周易》一段，是“熹平石经"的开篇刻石，非常珍贵。 此石出土后，被分裂为二。其中一块残石，现藏陕西省碑林博物馆。 这块残石是怎样流徙到西安来的呢?

二

马老讲：这块残石是1931年于右任任南京监察院院长时， 从洛阳古董商人手里买到的。当时为了避免连年战乱的危害和地方人士的注意，当下没有运走，只付给半价，暂存洛阳。 1933年，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因公去南京， 于便借机与股东商约定：当杨将军的专车到洛阳时，即在车站交货。 那时，马老正在西安杨虎城手下公干， 为了方便接收文物，杨便约马老同去南京。专车到达洛阳车站时，不见古董商在站，车未久停即行东开。到郑州车站，始见古董商在车站等候，但他并未将石经残石带来。因河南省主席刘恩茂和军阀刘镇华在车站相候欢迎，他们便在郑州留宿一夜。为了保密，当晚马老赶到开封住宿，杨虎城特派随从副官申明甫偕同古董商，用专车车头挂了一辆客车厢，开回洛阳取石经残石，取到后直接返回开封。

在开封留宿一夜， 第二天开车前，马老受杨虎城将军的委托，以他的名义给了古董商2000元价款的条据， 叫他到西安的陕西省银行取款。马老说他曾经问过古董商：“原约定在洛阳车站会面交货， 为什么你却先到郑州? 何必多费一番周折。"他说：“我怕你们的专车把货带走不给钱"，可见旧社会商人的精明。专车到达南京车站，于右任已派专人迎候。 马文彦便将石经残石交付，于随后转送上海保存。

石经残石运到上海后， 曾以拓片影印。 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马衡在其《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跋》一文中说：“孙伯恒以影印汉‘熹平石经’残石墨本见贻，云洛阳新出土而转徙至于上海者。石两面刻：一面为周易《家人》迄《归妹》十八卦，存二百八十六字;一面为《文言》、《说卦》，存二百有五字。 通计存字四百九十有一。此诚旷代之至宝矣。 盖宋人录‘熹平石经’，多至千七百余字，独未见周易，不意后八百年，更得此经数百字。 吾辈眼福突过宋人， 何其幸欤?"钱玄同在其《读汉石经周易残字而论及今文易的篇数问题》一文中说：“前几天在马叔平先生那边，看见汉石经周易拓片两张，一张是下经的《家人》至《归妹》，一张是《文言传》和《说卦传》，是一石之两面，两张共四百九十余字。 "并说“像这样的大块，一经之文字多至四百九十余字者，还是初次遇到。 "这些国内的高级专家，对这件“熹平石经"周易残石的价值， 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抗日战争爆发后， 形势日趋紧张， 于右任怕石经残石放在上海不保险，1936年又由上海运抵西安暂存文庙， 交由富平人省考古会委员张鹏一代为保管。张鹏一是关中名儒刘古愚的学生， 曾到广东与康有为研讨过《公羊学》，也是金石文字考古专家。 他深知保管石经残石的重要性和重大责任。当时日寇已逼近潼关，并开始对西安空袭。受命保存“熹平石经"的张鹏一先是将其埋藏于碑林东院。1938日本飞机轰炸西安， 情况日渐危急。 1939年10月，张又将其挖出， 乘骡车冒险出城，历尽千辛万苦，将石经运回家乡富平县董南堡村， 吊挂在家中一口枯井内， 并要求家人不准随便开启井盖， 不准走漏消息。1943年10月，张鹏一病逝于家中，临终前一再嘱咐家人要悉心保护石经， 一定要完璧送归于右任。

抗战胜利后， 张鹏一之子张午中唯恐石经发生不测， 写信给于右任一位好友张文生，希望其将石经残石尽快设法运走。后来，这位故友将石经残石运至陕西三原县民治学校， 不久又转运到于右任之侄于期家中。1952年，陕西文管会派人从三原运回残石，重新安置于碑林，结束了其13年的漂泊生涯。

从“熹平石经" 流徙西安的经过，我们可以看出，在巨大的战争灾难面前， 一群文化人为保护国宝所做的种种努力， 它体现着一种不屈的精神，体现着一种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热爱和高度责任感。(作者系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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