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月作者和妻子肖欣儿子董天获批准赴香港探望父亲临行

1979年3月，作者和妻子肖欣、儿子董天，获批准赴香港探望父亲，临行前与母亲董涵英在西安市建国四巷九号院里合影，当年作者29岁，妻25岁，子1岁半，母亲60岁，当时母亲刚从碑林区医院退休不久。

     香港回归后，从内地到香港已十分方便，而我当年由深圳去香港出入境时却十分“难场"。

我们三人拖着行李，满怀希望地走到边检，边检人员说我们三人得分两次出境，我脑子立时“轰"的一响，连忙问道：“我这可是一家人呀，怎么出境还要分开出呢?"这位边检人员慢条斯理地说：“你们陕西每天只能出一个人，所以要分两次出。"

□董健

我1949年10月生于西安，因家父系黃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军人，当年由大陆去了台湾，我在1979年4月由西安携妻带子去了香港，父在台系“国大代表"，并又成家，办好了入台手续，但那时台海关系紧张，我“宁舍当官父，不舍要饭母"，不忍与在西安的母亲再见不上面，我便婉拒父亲和台母好意，在香港租小屋，干电工，在1982年稍有起色时我便将我母由西安接到香港定居。

香港回归后，从内地到香港已十分方便，而我当年由深圳去香港出入境时却十分“难场"，现在将那段经历写出来，让大家看一看，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一

1979年4月5日，我们预订了火车票，一大早乘首班火车由广州出发，上午十点多就到深圳了。

在深圳，这天看到由香港过来的人很多，一问才知，今天是清明节。香港人清明这天对先人的祭奠叫“拜山"，很多人都会赶回广东老家，在先人的坟前磕头烧香烧纸。而内地由于“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当时这风俗已很淡泊。

我们三人拖着行李，满怀希望地走到边检，谁知边检人员说我们三人得分两次出境，今天只能出一人，明天再出一人，娃随大人出。我脑子立时轰的一响，连忙问道：“我这可是一家人呀，怎么出境还要分开出呢?"这位边检人员慢条斯理地说：“你们陕西每天只能出一个人，所以要分两次出。"我说：“这是哪儿的规定?"他看了我一眼说：“这是上级的规定。"我说：“这规定不合理呀。"这位边检说：“我也没有办法，我是按规定办事。"我一看这情形，跟他去辩论于事无补，只会坏事，便转口气央求他。我好声好气地说：“我这可是一家三口呀，我爱人的姨妈在香港接我们，我又不认识她姨妈是啥样，到时接不上咋办?而且我们又带了个一岁多的孩子，孩子又小，得要人照顾，还有行李得人掮，深圳又没地方住，何必让我们一家分开，就让我们一家三口一起过关吧。"我苦苦哀求半天，他爱理不理地说：“不行，我是执行命令的。"说完便把窗子一关，吃饭去了。这可咋办，急得我团团转没有办法。这是啥规定，简直是刁难人。

我爱人肖欣一看不行，便让我先过境，她带孩子在深圳住一晚，第二天再过关。因儿子董天没有单独通行证，是肖欣的通行证上注明有董天，通行证上是她母子俩合影的照片，也就是母子必须一起过关。而海关附近的华侨宾馆仍是房满，我只好与肖欣坐了两辆带人的自行车赶到了位于边检约十分钟的一间旅馆，这旅馆就像北方县城的骡马店，一个大房摆着十几张上下铺的架子床，环境十分杂乱。一问还好，只剩下一个上铺，不敢怠慢，先订了再说，不然一会儿这仅有的一个上铺也会被人订走。上铺没有下铺方便，关键因带着娃，爬高上低不方便，董天好动，还得留神他不小心掉下来。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要住架子床，怕娃掉下来。

肖欣带孩子先爬了上去，孩子饿得不行，连哭带叫，我赶紧帮忙寻开水冲奶粉。肖欣叫我带行李先走，她来招呼娃。我知道肖欣还没吃午饭，而且要先顾娃，她在关键时候，无言无怨，催我先走，不让我操她的心。但我心不死，我对肖欣说，你千万别乱走，一有情况我会来叫你。

二

用西安常用的方言说：“不怕利索就怕‘然’。"我这人有个特点，凡事不爱轻意放弃。我又赶到边检，打听到下午五点就封关，不让人出了，而边检在四点钟时就要换班，我心想你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咱惹不起你，可躲得起你，我等到下一个值班的人来了再说，说不定还能碰到好人呢?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躲在旁边等着看着，四点钟到了，果真换了人。这位边检看上去面善，我先有了信心，我便抢步到了窗口，这位边检问我有何事，我一听他是湖南口音，我便说：“你是湖南人吗?"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湖南人?"我说：“我爱人是湖南人，所以我听出您的口音像湖南口音。"他很高兴地说：“那咱们是半个老乡了。"我又问道：“您老家是湖南什么地方?"他答道是湖南益阳，我说这更近了，我岳母就是益阳人。这一说更拉近了距离。他问我有什么事，我便照直说了情况，并以央求的口气请他帮忙，我说：“本来计划一同出境，谁知要夫妻分开出境，爱人现在带着孩子在旅馆里，孩子又小，而我不知如何是好，走不放心，不走又不行，真把人难住了。"这位湖南老兄看了下手表说：“现在已四点二十分，还有四十分钟就封关了，你赶紧去叫你爱人来，不然五点钟就封关出不去了。我说了声谢谢，便坐了辆带人自行车，又叫了辆自行车跟上，赶紧向离海关约两公里的旅馆飞驰而去。

一到旅馆我破门而入，肖欣正给董天喂牛奶，我一把夺过奶瓶，连声说快走，遇见贵人了，是你的湖南老乡，他现在值班，放我们一马，同意让咱们一起过关出境了，说完掮着行李，肖欣抱着董天就扑向门外。幸亏两部自行车还在等着，赶紧上车，双倍付费，风驰电掣般地奔往海关。董天虽只有一岁半，仿佛也已懂事，虽说小人谋食，尽管奶瓶从他小嘴里拔出，放在平时他哪里容得，早已嚎啕大哭，但当时他突然变得很懂事，眼珠看着大人，一声不吭，很是配合。肖欣抱着他坐在车上，道路坑洼不平，车尾颠簸，他紧抱肖欣，显得十分懂事。到关键时分，仿佛他也知道好事要出现了。

三人慌里慌张赶到边检，已是四点五十分，离封关只差十分钟。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递上两张通行证，这位官员二话不说，拿起章子“啪"的一声，盖在通行证上，我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下了。这位湖南籍边检用湖南话对肖欣说：“莫要慌，下边就是过海关，出了海关过了罗湖桥就到香港了。"肖欣笑着用地道的长沙话说：“谢谢你帮忙了。"我一摸衣服口袋，身上还剩二十多斤全国粮票，因那时城市人口是按计划供应粮食，工种不同定量不同，我的定量是按电工标准，每月三十七斤，肖欣是按保管员标准每月三十三斤，董天是每月十五斤。在省内的食堂吃饭要拿省内发行的粮票，出省就要拿全国通用粮票，买米饭或蒸馍不光要交钱，还要交粮票，所以出门的人身上除了要带钱之外，还得要带粮票，否则在外边就吃不上饭。我说：“我身上这粮票原是路上使用，也没有用完，现带过去也无用，这粮票就留给你用吧。"这位边检十分客气的婉拒说：“我们是部队编制，不缺粮，你带过去后再寄回老家吧。"我说：“你不缺粮，就寄给你家里，家里不缺，你就送给别人，反正我这粮票不能带过去，你收得收，不收也得收，不要让我心里过意不去。"说完，我就硬把这粮票丢在了他桌子上，然后握了个手，便赶紧往海关的柜台奔去。

三

过了边检，再过海关，当时按规定从大陆来香港探亲的人每人只能带五十元港币。我们在拿到往来港澳通行证后，凭此证到西安中国银行用人民币换港币，娃不算，俩大人换了壹百元港币。在深圳海关的盘问下我们拿出了这壹百元港币让他们检查，然后他又把提包翻了个遍，态度一般，查了证件，便放行了。

最后一关是卫生防疫，我们在西安还专门去卫生防疫站打了防疫针，并开了证明，我幸亏把这证明都带着，不然没带证明到时还得在此补上一针，受痛不说，万一有个反应，胳膊发肿，行李提不起来就麻烦了。

边检，海关，防疫，三关已过，柳暗花明，罗湖桥近在咫尺，约有三十米已看见了。我像脱缰之马，于肖欣和董天不顾，提着行李向罗湖桥飞奔而去。肖欣一愣，不知何事发生，连喊我的名子，我却头也不回，继续朝桥上狂奔。而肖欣抱着董天，也慌忙跑来。待我跑过罗湖桥上的中线，已到了香港地界，我突然停住，气喘吁吁，浑身无力。我坐在了行李上，赶紧回头，看着肖欣费力地抱着孩子急扑而来。我从她的脸上看出她不高兴，到了跟前，她疑惑地问道：“你跑啥呢?"我气半天没上来，待缓过来后，我说：“我怕后边来人，突然把咱们叫住，把咱拉回去咋办?"肖欣说：“你又不是逃犯，怕啥呢?"她说得有理，我们又不是偷渡，而是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往来港澳通行证，名正言顺，何必如此紧张呢?但不由人，心理作用，不管怎说，先跑过来再说，图个放心。当初离开大陆时，就有着这最后“冲刺"的准备。

过关出境这天，是1979年4月5日星期天，也是清明节，我永远都会记住这一天。(作者系香港陕西联谊会副会长陕西省政协八届、九届、十届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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