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敌人后方去 师寻
抗战书画记忆
文学艺术作为上层建筑,从来都是依靠精神为支撑,长安画坛也一样。她的精神支柱就是革命性,其中饱含的是民族性、爱国主义、战斗精神和创造精神。
长安画派创始人石鲁毕身献身于人民解放运动,他从1940年抵延安开始就担负着革命和美术创作两幅担子。他辗转陕甘宁边区,从事革命版画、年画、连环画、宣传画的创作;用作品增强抗日的战斗力、鼓舞军民士气。而赵望云早在30、40年代就走向街头,直面劳苦大众,把百姓生活画下来,发表于《抗战画报》、《雍华》杂志并赴湘、黔、桂、川写生。在西安、重庆举办展览,在抗战大后方影响重大。
新中国成立以后,像当年抗战军民创造地道战、地雷战等多种战法,消灭日本鬼子一样,石、赵二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新中国艺术的改革、创造和组织实践。他们或坐着牛车深入山区、农村;或步行数十里到工厂、部队写生、体验,完成了大量习作和国画作品。
在长期深入表现大西北高山厚土和西北人民精神风貌的基础上,1960年他们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新艺术观,并以全新面貌的作品巡展中国各地,反响如雷。
精神的革命带来思想的解放和绘画技法的创新,石鲁的《东方欲晓》、《转战陕北》、《东渡》、《南泥湾途中》,赵望云的《陕北之秋》、《幽谷新村》、《风雨归牧》、《重林耸翠》,何海霞的众多泼墨泼彩山水,方济众的黄土高原风景,都以大胆的浓墨挥写和近乎印象派的色彩处理,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红遍中国画坛。
毕加索有云:“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去创造”。我们应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为依托,不断地像战士一样,用战斗精神去创造、去开拓。用心去创作不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长安画坛雄风永在。
王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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