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陈忠实先生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匆忙，以致于让陕西日报许多和陈老熟识的人们久久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从1979年2月和陕西日报初次结缘，陈忠实和本

 本报记者 王戈华

A 首次投稿被陕报退回

说起陈忠实和陕西日报第一次有交集，可以上溯到1961年，那正是后来被习惯称作“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年。陈忠实当时正在读高中二年级，教育局为保护学生采取了非常措施，取消晚自习，自然也就取消一切作业，实行“劳逸结合”来对付饥饿。空闲的时候突然多了，反而令人不习惯起来，陈忠实自然把课余的时间和精力全部都用到阅读和写作这个爱好上头来。

陈忠实和同样爱好文学的朋友常志文，找到了一个既省钱又能读到新书的办法。每天晚饭后，他俩悄悄溜出学校后门跑到距学校约十余华里的纺织城商场里的书店，抽出之前正在读着的那本书继续读下去，直到大约九点或九点半钟商场统一关门，折上页码合上书离开。那时候的书店没有多少服务意识，却不拒绝如陈忠实一样无钱买书的人来“蹭书”。在这一段没有功课压力的轻松日子里，陈忠实和常志文、陈鑫玉三位文学爱好者组织起来一个文学社。苦于喜欢文学而总是找不到创作的门路，文学社就被命名为“摸门小组”。成立文学社的同时，几个人决定创办文学墙报，名字定为“新芽”，不无“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含意。“新芽”是一个纯文学的墙报，发表小说、散文和诗歌，必须是文学社成员自己创作的，当然也欢迎同学投稿。创刊号上，刊登了陈忠实的一篇散文《夜归》。陈鑫玉鼓动陈忠实把这篇散文投给报刊，结果陈忠实因为缺乏勇气放弃了。陈忠实的朋友却把它抄下来，寄给了《陕西日报》文艺部。大约不到一月时间，陈鑫玉兴奋地告诉陈忠实，说报社来信了。报社的来信肯定了这篇散文的长处，也指出了缺陷，让陈忠实修改一下再尽快寄去。陈忠实到此刻才真正地激动起来，似乎真的就要“摸”到那个神圣而又神秘的“门”了。很快作了修改又寄出去，陈忠实此后便开始了急切而又痛苦的等待，天天到学校的阅报栏去看《陕西日报》的副刊版，但奇迹没有出现。

1962年春天，陈忠实重新把《夜归》作了修改，再次投给《陕西日报》。不久报社又来了信，仍然让陈忠实修改后再寄去。久久等待中，陈忠实终于忍耐不住，借着到西安参加活动的机会，找到了当时在东大街办公的陕西日报社。硬着头皮走了进去，陈忠实询问编辑关于他这篇散文的情况。那位好心的编辑很诚恳地告诉陈忠实，凡是能发的稿子，肯定会交待给编辑部的。既然没有交待陈忠实的那篇散文，肯定是发表不了。两次投稿失败的经历，让陈忠实以前抱有的任何轻易“摸”到的侥幸心理自然烟消云散。这是陈忠实平生第一次走进一家报刊的大门，目的是问询自己投递的一篇习作，留下的记忆自然难以泯灭。几年后，陈忠实回忆起这件事，很真诚地说：“我感激《陕西日报》那位两次给我写信鼓励我修改的不知其名的编辑。在这篇散文漫长的修改过程中，我在‘摸门’，或者叫做最初的探索。在从事文学这个容不得任何侥幸的事业的起始阶段，这篇处女作的修改的漫长过程，实际上是我进行文学基本功练习的一个缩影。”

 B 首发短篇小说《信任》让陈忠实和陕报结缘

1979年2月，关中平原正勃发着一年四季里最迷人的景致，复苏的中国文学界亦如自然界的景致一样撩拨着新老作家们的创作欲望。陈忠实在参加陕西作家协会（当时为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会员代表大会时，偶然认识了陕西日报文艺部编辑吕震岳。没想到，这次相识让陈忠实和陕报开始了几十年的不解之缘。

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一位陌生人敲门并走进陈忠实的房子，开口便自报家门：我是《陕西日报》文艺部的编辑吕震岳。当时还没什么名气的陈忠实自然虔诚恭敬迎接，多年后陈忠实还记得初次见吕震岳的样子：“老吕头发脱得稀疏，脸上突兀着一副高而又直的鼻梁，说话嗓门很响亮。”吕震岳没有一句客套和寒暄的话，开口便约稿：“你以前的几篇小说我看过，很不错，有柳青味儿。”并再三强调副刊版面最大的容载量是7000字，说完就急匆匆走了。对于当时正处于自我审视和自我选择敏感期的陈忠实而言，这是一种被信赖被理解的知遇之恩，便想着尽力写好一篇小说，不致使这位初次见面的长兄失望。然而正在构思中的一篇小说篇幅较大，原计划给《人民文学》的，想着写完这个短篇之后，接着为陕报再写。这时候，陈忠实接到吕震岳一封信，内容是问询稿子写得怎样了，一月过去了怎么没有见寄稿给他。陈忠实读罢便改变主意，把即将动笔要写的原想给《人民文学》的这个短篇给老吕，关键是怎样把原构思的较大的篇幅压缩到7000字以内。“如果就结构而言，这个短篇是我的短篇小说中最费过思量的一篇。及至语言，容不得一句虚词冗言，甚至一边写着一边码着纸页计算着字数。”写完时，正好7000字，陈忠实松了一口气，且不说内容和表现力，字数首先合乎老吕的要求了。这就是《信任》。从把稿件通过朋友交给报社那天起，恰好一周时间，《信任》便在《陕西日报》的文艺版上刊发了，时间是1979年6月3日，这是陈忠实自有投稿生涯以来发表的最快的一篇作品。随后，《信任》又在7月号《人民文学》转载。1980年春节刚过，《人民文学》编辑向前给陈忠实写来一封信，告知《信任》已获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对于吕震岳的知遇之恩，陈忠实一直非常感激，以“良师”称之。自《信任》后，陈忠实和吕震岳来往渐多，陈忠实每有新作，总是让吕震岳批评指正，在书信中向吕震岳倾诉创作灵感或心中苦闷。吕震岳对陈忠实的文采颇为赏识，多次对家人说陈忠实有大家风范，还把与陈忠实往来的书信都装订收藏。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吕震岳身患重病，陈忠实专程到家中探望。1999年2月，吕震岳去世，陈忠实赶到家里，站在灵桌前腿就颤抖起来了，泪水一下子涌流出来，想叫一声老吕也哽塞得叫不出声。吕震岳的夫人告诉陈忠实，他送吕震岳的那套《文集》一直在桌上的书夹里放着，而没有塞进他的书架，直到他去世。20年的君子之交，让陈忠实发出了一生哀叹：“世上最好的一个文学编辑谢世了！”

 C 作为本报特约记者为农科专家李立科撰写报告文学

1990年初秋，陕西日报编辑和陈忠实联系，说陕报要宣传一位长期深入渭北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李立科，让陈忠实采访写作报告文学。陈忠实当时正融入《白鹿原》的写作过程，目无暇顾，当即推辞。然而架不住几位编辑词恳意切的请求，尤其说到是省委决定要宣传这位默默地为农民干实事的科学家，陈忠实不能再执意推辞了，加上和陕报十几年的情谊，只好把手头正写的《白鹿原》暂且放下，接受了这一写作使命。就在这次采访前，陈忠实正式成为陕西日报的特约记者。

一个由农业科技记者、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共七八人组成的采访组来到合阳县，见到了李立科。陈忠实和李立科坐下长谈，倾听李立科说他在合阳十几年的科技普及和推广。随后大家又去了几个乡镇和村庄，访问那些接受新技术并且获得显著效益的干部和农民，更多地感知到干部和农民对李立科的赞颂乃至感恩的真挚情感。跟着李立科来到田间地头，陈忠实亲眼看到实施他的新技术的麦田里差异明显的麦苗，“对我也是一次科技知识的普及。”采访到号称“合阳的西伯利亚”的甘井乡，朴实而又务实的乡党委书记说到李立科，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言语里深沉的情感味儿是那样自然和由衷。这个号称西伯利亚的乡镇，年降雨量很少，李立科的新技术正好解决了缺水保墒使麦子增产的矛盾。多年后陈忠实依旧不能忘怀的是，当时接受采访的李立科不久前刚刚做过面部颌骨癌症手术，说话困难，许多接受采访的男女乡民说着说着便泣不成声……陈忠实对李立科给予了最高的评价：“我在那一刻，真实地理解了作为一个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那些男女乡民的眼泪，无疑是对一个堪称伟大生命的礼赞。”

回到西安不久，陈忠实就写成了报告文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全篇约一万五千字，在《陕西日报》全文刊发。隔日，省委、省政府作出向李立科学习的决定，在《陕西日报》头版刊登消息。一个长期扎根渭北高原为民兴利造福却默默无闻的农业科学家李立科，突显在人们眼前，影响着也提升着人们的审美和价值判断，陈忠实也在这次采访中完成了一次心灵洗礼。1992年春天，在写完《白鹿原》等待编辑审稿意见的颇为忐忑的情境里，陈忠实一个人仍住在原下祖居的屋院，吟诵古典诗词成为他最大的兴致。初夏时节，一个始料不及的好事发生了，《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被评为1990—1991年度全国报告文学奖。

陈忠实在《白墙无字》中说：“三十多年过去，我颇多感慨，在我文学写作的生涯中，有幸获得三项国家文学奖，而其中两项（短篇小说奖和报告文学奖）的作品，都是在《陕西日报》发表的，而且是编辑热诚邀约促成的创作。且不论理性的意义，也不说道德的操守，单就纯粹本能的情感驱使，恰是《陕西日报》这方平台，让我获得了文学创作探索过程中的重要突破……许多年来，凡有《陕西日报》召唤，需我配合，我都不敢马虎，多是那种本能的情感驱使。”

D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陈忠实对陕西日报“本能的情感驱使”，一点也不为过。和陕报结缘的37年中，陈忠实每每受邀写稿，总是欣然应之，哪怕是忙于创作或者事务缠身，也不轻易推辞。陈忠实曾经对陕报文体部主任张立说：“秦岭副刊是我文学创作的起点，这块文学阵地是我极为看重的。所以，只要是秦岭副刊向我约稿，我一定会义不容辞的。”

《白鹿原》出版后，陈忠实声名更隆，向他约稿的省内外报社也越来越多。但陈忠实对秦岭副刊始终另眼相看，多年间在他钟爱的这片沃土上发表了上百篇作品，并多次出席陕西日报主办的文学活动。陈忠实说过：“文学是我毕生的爱好和事业，通过在秦岭副刊发表作品，我想让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坚持理想，坚定目标，让文学的种子在更多的人心里发芽。”

熟悉陈忠实的人都知道，他对体育尤其是足球特别青睐。十几年前，陕西国力驰骋足坛的时候，陈忠实为陕西足球的春天鼓与呼，不仅多次参与球迷座谈会，还在陕报开设专栏发表了多篇有关足球的文章。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陕报筹备《奥运特刊》，邀请陈忠实出任专栏作家点评奥运赛事。陈忠实当时为难地对编辑说：“有两家外地报纸让我开专栏，我已经答应了，而且手头正在写一本书，时间实在抽不开。”在电话中可能怕编辑难以和领导交代，陈忠实主动说：“这样吧，我给咱们写一篇文章，你们做开栏语也行，放秦岭副刊也行，专栏我真写不了了，实在不好意思啊。”那位编辑放下电话颇为感慨：“陈忠实说不写咱也没办法，可人家能为咱着想，真不容易。”

4月29日晨，陈忠实与世长辞。当陕报文体部的同事来上班时，都不敢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直到有人和省作协联系后，才确定陈老师是真的走了。随后，几个采访过陈忠实的编辑记者都哭了，他们不敢相信，那个和善的、爱听秦腔的、文如其人的老头就这样突然离去了。部门紧急制定了专题报道方案，向报社领导申请四个整版对陈忠实一生的成就和对中国文坛的深远影响进行深度报道。方案很快批下来了，而且报社领导说：“对陈忠实，要几个版批几个版。”这一整天，办公室沉浸在悲伤的气氛中，大家都在低声打电话联系采访人，默默地写稿，仿佛想用这种方式表达对陈老这位文学大家最后的敬意。一位同事说：“今天忙到多晚都行，我们最后送陈老师一程……”

白鹿原千古，先生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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