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母吃元宵

□董端芳 记得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刚结婚不久的一年春节，由于爱人远在兰州战备值班，不能探亲，我就肩负起回老家看望寡居婆母的任务。值完4个夜班，我能有三四天假回山西万荣看看。

一个来回路费至少需要12块钱。我们那时全是“月光”族，根本就没有积蓄。我当时是个练习生，月工资18元，除了留足路费，仅剩6元钱。回家说什么也得给婆母3元钱过年，再剩两元钱换成角票，万一有亲戚的小孩来了，我在西安工作至少得给两角钱的压岁钱啊！算来算去就剩一元钱了。那天下了夜班，看见铁路局商店门口有个卖元宵的摊点，一个大嫂腰里系着一条白围裙，手里端个柳条簸箕上下左右颠着簸箕，旁边还有个像面缸倒过来一样的铁家伙也在那里摇头晃脑。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两个方的搪瓷盘子，方盘里各有几十个元宵。这时已经有几个人排队。我凑上前问多少钱一斤？大嫂说：一块五。这时来了个小伙子指着桌子上的两个盘子问：哪一盘是机器滚的、哪盘是人滚的？当时人们认为机器做的先进、洋气……于是大家都等待机器滚出的元宵。我也如愿以偿买了半斤。本来是九个半，但大嫂说就给你10个吧！我说五分钱不用找了，给我两角就行了。大嫂用纸包好元宵，扎上纸绳交给我。我打开我挎包里的铝饭盒，正好放进去。

那天我凌晨起床，坐火车，换汽车，再走20里的小路，折腾了大半天，终于在太阳下山前回到婆婆家。婆婆见我回来高兴得什么似的，连忙把花生、柿饼端出来，又到窑洞里头的木盒子里拿出几根自家炸的麻花，还冲了一碗白糖水让我喝。这在那年月算是最高待遇。当时村里有白糖的人家可是凤毛麟角，这点白糖还是我们结婚时给她老人家买的。我给了婆母新新的3元钱。婆婆说一元就够了，不用这么多。我劝婆婆都收着，并把挎包里的饭盒交给她，说马上要过元宵节了，这是给您老买的元宵。

这时，村里的大娘、婶子来了一大帮。婆婆说我累了一天了，让我进里屋上炕歇息。也不知是累了，还是炕上暖和了，我竟然睡着了。等我醒来，天已经黑透了。那时也没有钟表，山村里没有电，只有一盏豆大的煤油灯在熏得乌黑的窑洞里闪烁。婆母让我吃晚饭，我说你把元宵煮上没？她问把啥煮上？我说元宵啊。我走到案板前，打开铝饭盒，10个元宵不翼而飞，连包装纸都不见了。婆婆说的一番话让我心里五味杂陈：邻居和乡亲们问这问那，也没有见过那个方盒子，我就打开给她们看。她们都夸你孝顺，还给我买来10个圆蛋点心。我就掰开让她们都尝尝。你梁大婶还把掉到地下的面渣渣都捡起来吃了，还说她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凉、这么甜的好点心。我又把圆蛋掰开分给她们，剩下的白渣渣我就吃了……我连忙说元宵要煮熟才能吃啊，你们咋就给生吃了呢？要是吃出病来那可不得了？看着婆母那种内疚自责、不知所措的样子，我心里难受极了。好在她们只是尝了一星半点儿，谁也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第二天还来家道谢。鉴于婆母生吃元宵的“事件”，我自作主张把婆母带回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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