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早晨,这一天陈忠实说他记得很清楚,是“公历3月25日”,他提着《白鹿原》的手稿赶往城里,在客人所住的房间里,他把近50万字的厚厚一摞手稿交给高贤均和洪清波,那一刻,突然有一句话涌到口边:“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俩了。”但他把这句话硬是咽了下去。他没有因情绪失控而任性。他意识到,这种情绪性的语言会给高、洪造成压力,甚至还不无胁迫的气味,他便打住。从事创作多年,他明白,出版社出书,只看作品的质量,不问其他。中午,他请二位编辑在金家巷作协后院的家里吃午饭。在饭馆吃饭,陈忠实这时还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夫人王翠英尽其所能,给客人做了一顿头茬韭菜做馅的饺子。两位编辑很随和,连口说饺子好吃。下午,送他们去火车站。天黑时,他又赶回乡下老屋,先看卧床的母亲。母亲说,腿可以动了。陈忠实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不由慨叹,在他完成最后一笔文字并交稿的这一天,天灾人祸竟然都来凑热闹了。现在好了,《白鹿原》的手稿带走了,母亲的病也大有转机。他点了一支烟,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3月底的一天早上,陈忠实按习惯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突然听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报道。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就没有出路。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听了邓小平关于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讲话,陈忠实感到很振奋,同时,他也敏感地意识到,中国思想文化的春天也将随着自然界的春天一起到来了,《白鹿原》的出版也有望了。
大约20天之后,他再次进城去背馍。进门以后,陈忠实按往常的习惯随意问妻子,外边寄来的信件在哪儿放着。妻子也随意地说在沙发上。他过去翻检了一下,看到一个寄信地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封,不禁一愣。拆开信先看最后的署名,竟然是高贤均!陈忠实一瞬间感到头皮都绷紧了。陈忠实回忆说:“待我匆匆读完信,早已按捺不住,从沙发上跃了起来,噢唷大叫一声,又跌爬在沙发上。”(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这是一个人一生中很难遇到一回的激动时刻,他在另一处是这样回忆的:“这是一封足以使我癫狂的信。他俩阅读的兴奋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俩共同的评价使我战栗。我匆匆读完信后噢噢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们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陈忠实〈白鹿原〉曾风行全国至今仍在畅销》,《新京报》2009年苑月20日)叫了一声还是三声,陈忠实当时肯定并没有数,所以说法不同并不奇怪,他只是在那一刹那间把在心底憋了很多也很久的块垒一下子倾泻而出,流出眼泪自然也很正常。
听到这一声惊叫,王翠英吓得从厨房跑过来,急问出了什么事。陈忠实在沙发上缓了半晌,才算缓过气来,给妻子报了喜讯。稍稍平静,他又忍不住细读来信。高贤均说,他和洪清波从西安坐上火车便开始读稿,一读便放不下手,俩人轮流着读;成都的事忙完,俩人也都读完了;回到北京,由他综合二人的意见给他写了这封信。陈忠实后来回忆说,“让我震惊到跃起又吼喊的关键,是他对《白》的概括性评价。他的评价之好之高是我连想也不敢想的事”。笔者认为,高贤均这封信非常重要,这是《白鹿原》的第一个正式评价。笔者看到陈忠实在不同的地方,对这封信有着大同小异的转述,但都觉得转述不如原信来得准确和有力,曾向陈忠实说想看这封信,想引用原信。陈忠实说他找找,过了几天,说没有找到,可能还在乡下什么地方放着,有机会得慢慢找。笔者不好再催,只是觉得遗憾。有一天,忽然看到了《当代》编辑周昌义的一个长篇对话,其中引用了高贤均当年读《白鹿原》手稿后的一个评价,话是这样说的:
老周:“其实,《白鹿原》手稿复印件递到清波和小高手上的时候,好运就开始了。他们在火车上就开始翻,到了成都,在和邓贤谈《中国知青梦》的间隙,就把稿子看完了。还没回北京,感受就传回来了。”小王:“怎么说的?”
老周:“开天辟地!”(周昌义:《〈白鹿原〉复生和〈废都〉速死》,《西湖》圆园园愿年第圆期)
“开天辟地!”这是高贤均读了《白鹿原》手稿后传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评价,四个字,却有千钧之力。想来高贤均写给陈忠实的信,基本上也是这个调子,难怪陈忠实读信之后在沙发上又是跃又是伏,又是吼又是叫的。陈忠实难得有这样的性情表现。这里,既有类似十年寒窗苦一朝登金榜一样的欣喜若狂,也有千里马遇到了伯乐、俞伯牙遇到了钟子期那样的欣慰。
陈忠实在平静下来之后,对妻子王翠英说:“可以不去养鸡了。”
随后,陈忠实又收到了何启治的来信,信中充满了一个职业编辑遇到百年等一回的好稿子之后的那种兴奋和喜悦。何启治强调,作品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形象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使《白鹿原》在当代文学史中必然处在高峰的位置上。因此,出版社一致认为应该给这部作品以最高的待遇,即在《当代》杂志连载,并由人文社出版单行本。
1992年的4月到6月,《当代》杂志的洪清波、常振家和时为《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的何启治先后完成了对《白鹿原》的审稿,8月上旬,在删去其中两章后,《当代》另一位副主编朱盛昌签署了在《当代》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连载《白鹿原》的意见。同时,人文社当代文学编辑室也完成了对《白鹿原》的审读程序。
下面摘引《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一编室有关《白鹿原》的审读意见。这是一份重要的资料,既是关于《白鹿原》的最初的来自专业文学编辑们的考量和评论,也是当代出版史上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其意义正如何启治所言,有心人在读了这些审稿意见之后,“当更能体察《白鹿原》诞生时所处的气候、土壤和环境等条件”(何启治:《〈白鹿原〉档案》,《出版史料》2002年第3期)。何启治说,《白鹿原》在内部审读过程中几乎被一致看好,但编辑在看稿的过程中,心里不但有作者、读者,还会有上级领导,也会想到管着他们的相关政策,因而,他们不但看到了、充分肯定了《白鹿原》的思想认识价值和艺术魅力,而且也注意到了它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可能引起责难的地方。(未完待续)
邢小利著《陈忠实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定价: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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