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士大儒柏景伟

□李满星

清末年间，关中天灾人祸叠加时，有一豪士大儒柏景伟挺身而出。他领衔办团练、修寨堡，保一方平安；并多方筹措救济款，赈灾安民；更令人瞩目的是，他办新式学堂，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为古老的长安存续文脉。

督修寨堡筹资赈灾

柏景伟，道光十年（1830）生，字子俊，长安冯村人。咸丰五年(1855)乙卯科举人，同治初年，被授定边县训导，后因故未赴任。此公身材魁梧、体健貌雄、性情豪爽、侠肝义胆，有“冷娃”质直尚义的遗风。眼见国力积弱，内忧外患不已，在而立之年，他转而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尤其喜欢谈论军事。因战乱，他回长安家乡安顿父母避乱于终南山南五台的竹林寺，后受长安县令的旨意办团练，组织上百名青壮年朝夕操练，以图保一方平安。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访求关西豪杰，柏景伟获赏识，被委任总理西、同、凤、鄜、彬、乾六府修筑堡寨之事，随即创立了陕西省团练堡寨总局。在他的领衔督促下，各村寨都开始修筑城墙。柏景伟对工程质量要求十分严格，凡不符合标准的，一律不准修修补补，而是全部推倒重修。开始，有村人不理解，但每当匪患降临而被高大雄伟的城墙阻挡在外时，百姓便由衷地赞叹：“柏景伟验寨子——万无一失啊！”

后来，柏景伟又入左宗棠幕府，谋划献计颇多，为迅速剿灭乱军立下汗马功劳，深得左宗棠器重，而被保举为知县，分陕西补用，并加同知衔。当时，整个清廷卖官鬻爵之风颇盛，当官员候补时，必须拿出巨资运作才能得到实职。而柏公不愿随波逐流，就在他老家冯村闭门读书，并创办义学学稼园，收贫寒人家子弟进行免费教育。于是，方圆百里学子纷纷赶来就学。虽然家庭比较富裕，但柏公好交贫寒有才之士，他曾亲自到关中书院拜访小自己十来岁的才子刘古愚。适逢刘外出，他读了刘放置在桌上的日志，十分佩服，感叹地说，“这是我的老师，何谈仅仅是朋友！”刘古愚归来，二人初见，后交谈则“欣欣自奋”“订昆弟交”，后来至死不渝，堪称难得的知己至交。

其时，战乱让陕西人口剧减，关中平原又遭到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饥荒。对此，柏景伟忧心忡忡，曾作诗《腊月大雪》（《沣西草堂集》卷八），以对比的方式展现了乡村和长安城中两极分化的现实：“毕原十月桃李花，冬令春令行复差。况兼旱魅久为虐，麦苗干死农夫嗟。仁哉天心能爱物，风雪尽日飞拂拂。长安城中喜欲狂，置酒邀客咨为乐。城中欢呼城外悲，四郊多垒胡马驰。难民奔走啼不止，山隈水涯冻欲死。”他立即禀呈陕甘巡抚停征官粮，并致函左宗棠等军政大员。后获捐银8万两，用来赈济省内灾民。眼见西安城里，孤儿寒夜沿街乞讨，惨象目不忍睹，他遂作诗《雪夜闻儿啼》（《沣西草堂集》卷八）以抒发愤懑：“朔雪号，朔风驶，沿街呜呜谁家子？饥与寒夜人无怜，呼天抢地啼不止。平生久怀抱与心，兹愧无力救尔死。吁嗟乎！尔死不得救，尔声不忍听，裁得丸纸塞我耳，一灯孤坐光荧荧。”不久，柏公受敦请，总理咸宁、长安两县赈务，筹资12万两白银，以解救两县饥民。柏公办理赈灾事务，处事以公，开仓放粮，设立粥场，使数十万饥民度过了灾荒，而他自己却累得染上肺病。眼见不少地方豪强凌弱欺寡相沿成习时，柏公便对人说：“凡孤儿寡妇无依者，吾即其主也。”泾阳安吴堡的周姓寡妇受豪强欺凌而被抢夺家产，不得已打官司，柏景伟得知，慨然而出帮忙写诉状。当地官吏看完诉状，拍案说：“此先生手笔，先生为人，其言可信，其行可敬。”遂一审即判安吴周姓寡妇胜诉。安吴寡妇有感于豪士柏景伟相助，后也鼎力捐金助其办学、防瘟疫、治婴儿天花流行病。

办新学培养实学人才

此时，自古富庶的关中，屡遭人祸天灾，鸦片战争列强的暴行、清廷的腐败，使得这里十室九空、民生凋零。这些极大地刺激了柏景伟，他决心办实学，救世济民。由于三原富商胡子周的支持，柏景伟开始筹办味经书院。

且说胡子周，家资巨富，聚族而居，整个家族五六十人，来往于各地为其经商的有数百人。胡子周，自幼聪颖，兴趣广泛，行为狂放，武术、周易、星象、医术无不涉猎。他游历全国各地，饱览名山大川。在上海，胡子周了解了中外通商及外洋的一些情况，对积弱的时局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认为造福桑梓，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才是正途。柏景伟和胡子周一拍即合，立即上书时任陕甘学政的许振袆。许为曾国藩的门生，以内阁中书的身份，进入曾国藩幕府，专为曾氏“襄军事、治宦书、起信稿、任书启”，深得曾国藩信赖。1869年，许振袆获朝廷重用，1871年出任陕甘学政。柏景伟上书办新学、致力于存续长安文脉的想法，得到了许振袆的大力支持，他奏请朝廷批准。此后，柏景伟就联络三原胡子周、泾阳吴建勋（吴宓家族前辈）等富商，或出资或捐地，于同治十二年（1873）建味经书院。此书院建成后，柏景伟在此讲学，其办学模式属民立公助。味经书院不同于以八股文为主要内容以应科举考试的官办书院，而是主要讲授实学暨新学；书院负责人暨山长，聘期长达10年，且要每天登讲堂亲自授课，评阅学生札记，并对学生严加管束，官方基本不干涉学校经营及经费使用。为确保此书院办新学不受干涉，朝廷还下了“圣旨”。后来，已过天命之年的柏景伟，联络刘古愚出面，在富商胡子周的支持下，在味经书院开办了“求友斋”。因肺病久治不愈，柏景伟常咯血，身体十分虚弱，但他慨然对刘古愚说“虽不能为座上菩萨，抑或可为堂下护法”，表示全力支持办新学，还亲自撰写了《求友斋课启》。

光绪十一年(1885)，采取募捐集资办法创办的“求友斋”开课了。这种创新实验班所开设的课程，除传统的经、史、道学、政学外，还设有时务、天文、地理、算学、掌故等课程。一年后，远近学生纷纷慕名前来，几乎囊括了西北近现代史上的杰出人物。在“求友斋”中，还开设了刊书处，出版西方自然科学和时务新书。如《求友斋刻梅氏筹算》《求友斋刻平三角举要》《学计韵言》《借根演勾股细草》《火炮量算通法》《蚕桑备要》《泰西机器必行于中国说》等。他们主张通过变革教育与学风，培养通今达变之人才，以担当富国强兵之重任，这就是创办实学的出发点。

在中国近代史上，作为专门传播新思想和以教授科学技术为主的实学地方教育机构，“求友斋”应是首创。康有为的“万木草堂”1891年创设，“求友斋”比之要早6年；谭嗣同的“浏阳算学馆”是1897年开设的，“求友斋”比之要早12年。柏景伟主持、刘古愚负责，这种探索性的新式教育，不仅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且取得了巨大成效。观象台上的经纬仪，是“求友斋”的学员成安、张遇乙两人共同制造的；《味经书院通儒台经纬仪用法》一书，是“求友斋”的学员吴建寅编著的；《代微积拾级补草》《课稿丛钞·盈勾股公式跋》等高等数学书，是“求友斋”的学员张秉枢编著的。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陕西精通数学测绘技术的学者，多出于“求友斋”。光绪十六年（1890）陕西布政使陶模主持测绘陕西地图时，咸阳、兴平等县的地图，就是“求友斋”学生陈涛、成安、张遇乙、孙澄海、程麟、陈孝先等参与测绘的。此后，泾阳、三原、礼泉等县兴修水利时的渠道测绘，多由味经书院学生承担。日后李仪祉在治理黄河，在陕兴修引渭、引泾等灌溉渠，兴办水利教育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和其在“求友斋”接受启蒙教育密不可分。可以说，“求友斋”培养实用性人才的举措，为西北地区的开发立下了极大功劳。后来，味经书院及“求友斋”并入宏道学堂，继续倡导新学、办实学，先后培养出李岳瑞、于右任、张季鸾、吴宓、张奚若等一批又一批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志士，他们均是中国近现代名闻全国的大儒。

推广新学为往圣继绝学

在味经书院设立“求友斋”，创新办学模式，仅仅两年就取得极大成功，其山长柏景伟受到官方嘉奖，更受到士绅民众的普遍认可。为了进一步发挥示范作用，光绪十三年（1887），柏景伟被任命为官办的关中书院山长。赴任前，他推荐知根知底的好友刘古愚任味经书院山长。厚道质朴的柏景伟，不惟玄见深远，从改革千年之积弊入手，强壮一个民族基因，且有知人之明，此荐贤能之举，其德不逊于古之圣贤。柏景伟这种大家风范，不仅使自己成为一位大儒，且泽被后世，为屡遭战乱、干旱的关中，存续文脉。

柏景伟移讲关中书院任山长后，首先整顿校风校纪，“温”“严”结合，循循善诱，尤其注重启发劝导教育。他教学生正视缺点及时改正，并大张旗鼓重金表扬、奖励改过奋进的学子，让他们重新树立自信心。“友教四方善启发，其规过必直抉根，而示以所能改；劝善则诱掖，奖借必使欣欣自奋不能自己”（刘古愚语）。对谆谆劝告听不进去、不思悔改的纨绔子弟和顽劣之徒，全部让离校回家闭门反思，改过后再返校上课；其次，整治课堂教学秩序，要求教师讲课“日有记，月有课（考核）”，一丝不苟；再次，要求学生对经典精读，真正做到融会贯通。随后，这位将近花甲之年的豪士，和过去在味经书院办“求友斋”一样，加大课程的改革创新力度，不仅改革经史、道学等课程的教学方法，且创新地增添了政事、天文、地理、数学等新式课程，培养实学新学人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躬行实践，继承关学崇尚气节的遗风，不仅重视在校学子的品德教育，反复教育学生“士所贵者品德为最”，并身体力行为学生做示范，“处事接物不扰以私，进退必归于义，性亢爽”（刘古愚语），且告诫毕业为官后前来看望自己的学生，要有“把纱帽提在手上、应掷去随时即掷去”的勇气！柏景伟在此任教仅仅四年，关中书院门人中举者就达50多人，其学生中的杰出者，有戊戌变法志士宋伯鲁（礼泉人，清光绪年间任副督察御使）、王典章（国民政府陕西省民政厅长、文化巨子）等。1895年，康、梁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在参加签字的1300人中，陕西有57人，均为柏景伟和他挚友刘古愚的学生。

光绪十五年（1889），柏景伟因病辞归休养，但他依然惦念着城中失学的少年儿童。他提议创设少墟书院，多方筹资修斋房40余间，作为西安童子读书的场所。创办关中书院的明代大儒冯从吾去世数百年，其所建的冯恭定公祠毁于清咸丰年间战乱，其著述也散失不全。对此，柏景伟忧心忡忡，深感创于宋代的关学面临断流的危险，于是多方筹款，亲自监修，在旧址重建冯恭定公祠（今西安西门外市42中校址），归属于少墟书院。光绪十七年（1891）中秋，柏景伟再筹资重刻《关学编》。就在这年，这位秦中大儒豪士病逝，享年61岁。

柏景伟创办开风气之先的味经书院，且在关中书院办新学，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为往圣继绝学，关中士风为之一变。他，不仅赢得“经师”之美誉，更被称为一代“人师”。后来，他的门人及学生，将其遗稿编印成《沣西草堂集》一部，并修祠堂立“教泽碑”。刘古愚为这位兄长撰墓志铭，对柏景伟的人格和贡献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民国元老邵力子上世纪三十年代任陕西省主席时，曾三次祭奠这位豪士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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