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给人留下的往往是深刻苦涩的记忆,以至深入于潜意识。著名梦研究专家帕特里夏·加菲尔德几年前公布她花了近半个世纪所取得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尽管全球有60亿人,但大家常做的梦只有12种。而考试赫然名列第五。
笔者也算个读书人,自然免不了要“身经百考”。回忆起其中的几次,似乎“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55年夏天,我参加初小升高小的考试。那时小学分两段,一到四年级是初小,五、六年级是高小。早晨,应考的学生列队站在操场上。前面二尺多高的大土台上坐着一位老师,刮过胡子的下巴上泛着青茬。他忽然把我叫上台去,先是一个怪怪的微笑,然后猛不丁问一声:“一天打得下十回捶?”——打捶就是打架。我愣了一下,慌乱之下冒出了一句:“打不下。”“那能打几回?”“两三回……不,两三天打一回……不,十几天打一回……不,老师,我甚不(不大)打捶。”后面问答的话,记不起来,忘了。但这几句对话,后来却成为笑柄,直到今天还不时被人提起,自然少不了添盐加醋的演绎,如我回答说“一天打十回捶老早就拾掇(结束)了”之类。
考前如此,考试的情况可想而知。考两门课,语文算术。语文不说,原来不大爱学的算术却不知怎样很快就答完了,第一个交卷。后来和别人一对答案,两道应用题全错了。结果自然名落孙山。
25年之后,1980年5月4日,我是一名民办教师。这次参加的是在县上举行的高师函授检测考试。因为还要卖门,等把用架子车拉的门放在县城北十字,再骑着自行车赶到考场,已开考了10余分钟。我快速地答完卷子,检查了一下答案,又把试题抄了一份,第一个交卷,再回到北十字卖门。等一会其他同学先后赶来核对答案。后来知道的好成绩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心——原来自己还有潜力。
再过了三年多,1983年11月27日,我参加一次决定命运的大考——民办转公办考试。语文在午饭后的下午考。我在困难时期的1960年就养成饭后要打盹的习惯。这时正要写作文,忽然困意袭来。于是不得不头枕着双手趴在桌子上“假寐”一时。监考老师看到这个动作,觉得奇怪,便弯腰侧头朝桌下看了看。这次我以考分合格而顺利转为公办教师。
半年后的1984年6月2号、3号,我赶赴咸阳参加省教育学院的中文本科入学考试,考生来自全市的13个县区。这时夏收已拉开序幕,我在家里已收割了种在打麦场上的油菜,准备光场。进入设在四中(现渭城中学)的考场时,我的自行车头上挂着个草帽,车辐条里夹着途中挂上的麦秸枝,脚下新塑料凉鞋的鞋底刚用芟刃裁切过,其他“边幅”也不大整齐。这次考前两天,因受了一个刺激通宵未眠;答卷时手指有些憋胀,拿不稳笔,只好把字写得大了许多,自然难得工整。3个月后入学时,一位考上的同学说,考试那天,他们几个很奇怪,哪里的农民也跑到这儿考试来了。
一年后的1985年7月13日,现代文学课期末考试。任课的戴老师起初要闭卷考,大多年已三十好几甚至四十岁的同学们要求开卷。戴老师最后答应了,但题量很大。从早晨8点开考,到12点午饭时还无一人交卷。经老师允许,有的同学从灶上买来肉夹馍或炸酱面,边吃边答。这次考试答卷时间最长的有7个小时。我用了5个小时才打完草稿。戴老师对坐在第一排的我说,不用誊抄了,太费时间,就这样交了。我说字迹潦草,看不清怎么办。他说阅卷时你来念吧。后来李老师阅卷时把我叫去,我对着卷子念给她听。
以上五次考试,第一次“大败亏输”,后4次“大获全胜”,其实自有其原因在。升高小的考试之所以失败,因为那4年多实在没有好好念几天书。“一天打十回捶”固然夸大,但调皮捣蛋出了名却是不假。后4次考试时已人到中年,高一辍学后17年的全职农民,早已“险阻艰难,备尝之矣”。像那时所有经历相似的人一样,对于好不容易得来的学习机会,生怕有半点闪失,哪敢有丝毫懈怠。仅举一事:为了学好函授的古代汉语课,我把王力主编四大本《古代汉语》“文选”中的所有古文和先秦诗歌,统统笔译过一遍。
说来也怪,我居然没有做过考试梦。(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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