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准书》：宏观调控在汉朝

《史记》八书的最后一篇，是《平准书》。

篇名里的“平准”二字，字面意思是平衡秤准。它是汉朝出现的新名词，但这新名词并不是司马迁首创的，而是汉武帝元封元年，著名的经济官员桑弘羊发明的。而它所指向的，是一种经济制度上的顶层设计，一种官方的宏观调控政策。

《平准书》开篇，并没有直奔主题，细说这一宏观调控政策，而是绕了一个大圈，先说汉朝初期的经济形势。

汉朝初期的经济，是一种怎样的形势呢？两个字：一个是“穷”，一个是“乱”。

是怎么个穷法呢？《平准书》里写了，就是：皇帝的专车，都找不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将军和丞相，有时出行只能坐牛拉的车；普通老百姓更不用说了，家里没有任何的积蓄。那么，又是怎么个乱相呢？《平准书》说，不走正道、追逐盈利的一帮小民，囤积多余的货物，观察市场的价格走向，等到价格走高了就出手，结果导致大米每石涨到一万钱，买一匹马竟要花一百斤黄金。

对此，从高祖刘邦开始，一方面治乱，矛头专门对准商人，规矩之苛刻，甚至规定到不准商人穿丝织的衣服，不准商人配备专车，并课以重税；另一方面治穷，主要是注意全民赋税与政府开支的合理有度。

治穷，在后高祖时代的汉惠帝、吕太后时期做得最有章法，就是《平准书》里写的“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意思是核算官吏工资，估算政府开支，然后向百姓征收赋税。而此时的汉朝，名义上是统一的国家，事实上经济方面的开销需要中央政府负担的部分并不多。因为《平准书》说了，上自天子下到受封的侯王，都是由私人食邑收入供养着的，不用公家的赋税负担，“不领于天下之经费”。顺便说一下，今天我们在职人员都非常熟悉的“经费”一词，最早就是出自这里的。

不过到了文帝时期，因为没有解决货币问题，加上有匈奴外患，边疆屯守的兵力增多，而粮食不足，政府穷的问题再度暴露出来。于是就出现了成语“卖官鬻爵”里的“鬻爵”政策。具体做法是募集民众中愿意向北部边疆地区输送粮食或者转运粮食的，给他们相应的爵位，最高可以到大庶长。

《平准书》里没有具体说明提出这一输粮换爵位的“鬻爵”政策者是谁。在《汉书》的《食货志》里，可以知道，给文帝出此下策的，是晁错。

（连环画《晁错削藩》内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徐正平绘）

景帝时期因为天灾，继承了文帝的“卖爵令”。大概是为了迅速获得政府必需的资金，居然还打折出售爵位。

这样终于熬到了汉武帝时期。

汉朝有钱了。

汉武帝时期怎么个有钱呢？《平准书》里有一段生动的描写，至今依然经常被引用。它是这样写的：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意思是到我们皇上登基以后，过了几年，这时候汉朝已经建立了七十多年了，国家没出乱子，只要不是遇上水灾和旱灾，老百姓家家户户都很富足，城市乡村仓库都满满的，而国库里有好多积累剩余的钱。一句话，总体形势好啊。

接下来是写首都：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不得了，京城里积攒的钱巨多，多得都要以万为单位来算，串钱的绳子朽烂，钱币散落数都数不过来；而太仓，也就是京城贮藏粮食的大仓，里面储藏的粟米，旧米加新米，层层叠叠，多得都堆积在粮仓外面，甚至都腐烂了，没法吃了。

镜头再摇到市井街道：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

马是当时最好使也最贵重的交通工具，相当于今天的小轿车。所以这段话翻译成现代版，就是一般平民生活的街道巷子里面到处可以看到小轿车，纵横道路之间有成群的车在开着，而如果你开的是辆普通的国产车，你会被人看不起，不让你跟他们一起混——这段话里的“乘字牝者”四个字中，“字牝”是指会怀孕的母马。所谓“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是因为当时骑马，都以骑一匹雄健的公马为荣。

再接下来，是写社会风气：

“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意思是做地方官吃香的喝辣的，有个一官半职的就想着留给子孙，这样慢慢地，因为世世代代都做同样一个官，这官名也就成了他们家的姓氏。不过也因此人人都比较爱惜自己的名声，把犯法的事看得很重，而做事也总是首先考虑仁义，贬斥耻辱之事。

不过这样的环境，也会导致另一种后果，那就是接下来的这一段：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

意思是这个时候，法网宽舒而百姓富有，因为有钱，所以花钱任性，滋生骄傲，甚至有地头蛇一类的豪强，用武力垄断乡村政治；从皇家宗室和受封土地的公卿大夫以下，各阶层都争着比谁更奢侈，房子、车辆和服饰也都僭越规制，超过了皇上，还没有停止的迹象。

最后司马迁写道：

“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意思是任何事物盛到极点就会走向衰败，这原本就是它变化的常态。

因为有了这样的铺垫，《平准书》接下来写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就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理解了。

这个时候的汉武帝，是个什么心态呢？和上面我们引用的那一段里的汉朝人没什么两样，也就两个字：骄傲。简单地说，因为不差钱，所以汉武帝总有一种想干点啥的冲动。干啥好呢？打仗。他派兵南征北伐，今天攻匈奴，明天打南越，就想用父祖积累的巨款和前赴后继的军人，堆出一个强国来。

另一方面，他下面的那些达官豪强由于不差钱——因为钱是可以私人铸造的——又养成了僭越的习惯，所以当武帝因为连年打仗，国库开始空虚的时候，并没有一批人站出来为他分忧。所以武帝又只好沿着他爹和他爷爷的老路走——卖官鬻爵。他甚至比文景二帝走得更远。

《平准书》里记的是：

“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意思是拿东西来孝敬官家的，就可以候补官员；愿意献出货物的，还可以免除罪罚；如此一来，官员正轨的选举渠道就名存实亡了，而人会变得不知廉耻，专靠强势上位，法律虽然严酷，而实际仅成具文，形同虚设。最要命的，是专注于盈利的一班大臣，从此开始登场了。

司马迁所谓“兴利之臣”，主要有三位：一位是齐国大盐业主出身的东郭咸阳；一位是南阳开冶铁厂的大老板孔仅；还有一位，是来自洛阳的会计师桑弘羊。桑会计师也出身商人家庭，因为数学成绩好，擅长心算，十三岁小小年纪，就被选拔进京参加经济方面的工作了。

东郭咸阳和孔仅给汉武帝出的主意，是盐铁国有化。而桑弘羊则后来居上，提出的建议，是更具有长久影响的“均输”和“平准”两道计策。

“均输”和“平准”是互为关联的两项政策。它们的起因，据《平准书》说，是因为中央政府各部门在物资采购方面各自为政，互相之间还竞争，结果造成物价上扬；与此同时各地运往京城的物资的价值，有些还抵不上它们的运费。

因此桑弘羊提出的方案，是要求皇帝同意主管全国经济的大农部，新增设几十位部丞，分管各个郡国，而在县一级的单位，则设置均输盐铁官，然后下令远方原本需要向京师贡献的物品，按照最贵时候商贾所转运贩卖的价格折价进贡，而物品本身则由各地的均输官负责转运到价高的地方销售，这就是所谓的“均输”。另一方面，大农所属的各级机构掌控全国的货物，看到价格高时就卖出来，价格低了又买进去，如此一来，富商大贾就无法谋取大利，只能返归农业，而所有的物价也不会暴涨暴跌，这就是所谓的“平准”。

得到汉武帝批准的均输、平准之策，与盐铁国有化，以及打击中小商人和向全民征税的“算缗”“告缗”制度一起，对于汉朝朝廷而言，当然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中央政府终于可以控制财政全局了，汉武帝也不愁没钱花了。

但这样的制度，换一个角度看，也存在着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它的出发点，是不惜任何代价保证钱物向京城，尤其是皇家集中，甚至可以采用“令吏坐市列肆”，也就是官员直接进市场做生意，这样的奇葩做法来敛财，在价值观的层面引起的社会混乱，可想而知。

因此《平准书》里唯一以传记的笔法书写的人物——卜式，也就是那位自愿把钱捐献出来，还不要做官的明智商人，在某年汉武帝因天有小旱而求雨时，对汉武帝说：“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意思是地方官员本来应该是拿来自赋税的正常的工资生活的，现在桑弘羊却让他们到市场里去摆摊，通过贩卖货物谋求利益。要把这桑弘羊煮了，天才会下雨。也是这位卜式，在汉武帝硬要派他个宫廷羊倌做时，拿养羊作比喻，劝导汉武帝说：“不止是养羊，管人也是一样的。按照合适的时间工作和歇息，恶的家伙要马上开除，不要让他们害了整个群。”

与后世正史里的《食货志》不同，我们看司马迁的这篇《平准书》，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个是虽然是谈经济甚至谈货币制度，但是司马迁好像不那么重视数字，写出来的经常是大约数，比如“凡百余巨万”“费亦各巨万十数”；另一个是围绕着经济，他写了不少经济以外的问题，比如对有不同意见的官员颜异的诛杀，导致其他官员只能谄媚圣上；比如汉武帝的出巡郡国，导致各地太守接二连三地自杀和被杀，等等。我们看他最后的“太史公曰”部分里，再次提到“物盛则衰”，并说“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可见他写任何制度史，关注的焦点，都是历史中的人，以及由人导致的历史性的变迁。

（本文选自《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

原标题：《《平准书》：宏观调控在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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